我家户口本上消失的三个姐姐

哨兵
2021-01-14


我一度以为我只有两个姐姐,直到八岁那年,我的大姐告诉我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而他们都在出生后没多久就被送出去了。


▌现实版“超生游击队”


这或许与我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关,他们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从小在河南的农村长大,在那里,生男孩传宗接代的观念非常普遍。在姥爷家,母亲排行老五,叫“领弟”,“弟”字甚至连女字旁都没有。包括母亲在内,姥姥生下的前五个孩子都是女儿,在领弟出生之后,姥爷最终如愿得到了一个儿子——我的舅舅。


我的父亲则没有兄弟,延续家族香火的希望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父母结婚后,从1989年到1998年,母亲在十年间一共怀孕过六次,其中前五胎都是女儿,甚至有一个在胎儿出生之前就引产掉了。母亲说:“没有儿子感觉就像绝户了一样,你们这个家门里就没人了,在邻居面前也抬不起头,和别人说话都感觉低人一等”。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爷爷,父母告诉我,爷爷临终前躺在床上还一直叹气,说他已经有那么多孙女了,要是能有个孙子就好了。爷爷没能等到我的出生,但他离世的时候,父亲和已经怀着我的母亲专门去找“半仙”算了算,给爷爷选了一块入土的地方。半年之后,我出生了,是个男孩。一些亲戚总是说,这是因为爷爷的坟地选得好,他如愿了。


问题不单单是想生个儿子这么简单。1982年,在我大姐出生的七年前,“计划生育”就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在同年12月写入宪法。当时,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必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向当地有关部门申报,并要面临非常严格的审批。当时按照规定,在河南,夫妻双方必须均为农村居民,并且只生育一个女孩,经批准才可以再生育第二个子女。


为了继续生育,母亲必须整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尤其是在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被严格执行之时,母亲如此频繁的怀孕很难不被发现。那段时间,母亲在村子里整天提心吊胆,每每听到村头有汽车驶过的动静,都会慌张地挺着肚子躲进麦地里,即使在半夜里也是如此。母亲说,当时如果被发现是计划外怀孕,那么就不单单是罚款的问题,而且会被强制流产,并直接做结扎。


1997年,母亲在怀上我的时候,就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10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并在当地派出所开了准迁证,把户口从老家迁出了。但是他们之后却并没有去登记新的户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自己就是“黑户”,即使被计生办抓到,只要死不承认,他们就查询不到身份信息,从而可以降低风险。


那一段日子,母亲整天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害怕被人发现。等到马上要生的时候,就赶紧送到医院。母亲在生完我的当天就回家了,没有住院,因为害怕住院需要各种身份查询和信息登记。随后母亲又在家里藏了不到一个月,因为邻居的举报,她被居委会带走了几天,最后家里因为超生被罚了1万块钱。


我才不是你们的女儿


我的这四个姐姐中,被留在家里的只有大姐和三姐。而二姐和四姐在出生后没多久就送给了别人。二姐送给了母亲村子里的亲戚家,而四姐则被抱养到了邻省。


二姐在懂事后没多久就被村人告知了身世,知道自己还有一对亲生父母。但是自打我记事起,每次我跟着父母去看她时,她总躲着不肯见我们,即使偶然被撞见了也不吭声,只会坐在床沿上发呆。


父母当然自知是亏欠二姐,每次过年时都要准备一份红包或新衣服,专门去到她养父母家里看望她,也借此机会讨好一下二姐。但二姐似乎从来不领情,每次接下东西就借口溜走了。后来家里还曾为她上高中出了一笔借读费,但这也并没有引起二姐对父母态度的明显转变。


在我印象当中,二姐和父母吵过很多次架。二姐高考失利那次,想要再复读一年,希望复读的费用由父母出,但是父母觉得花这么多钱在女孩儿身上毕竟不值得,最终就没同意。那天晚上,二姐生气地在电话中哭着喊道:“我才不是你们的女儿”。


二姐结婚时,父母特别希望她在回娘家时能够领着新郎来家里坐一坐,并备了一份彩礼。但最终愿望还是落了空,二姐至今仍未登过我们家的门。


后来二姐搬到了市里租房子住,她曾向父亲暗示,希望房间里能装一台洗衣机和空调。父亲没有拒绝,但是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和二姐改善关系。在一个晚上,父亲约二姐出来吃饭,在饭间向二姐表示她年龄也不小,该懂事了,要学着改口喊声父母。


二姐当即拒绝,她表示自己无法接受这种直接用物质“收买”的方式,内心也并没有做好改口的准备。当晚,他们两个人吵得很厉害,二姐直接宣称要和父母断绝一切关系,并随之把家里所有人的微信都拉了黑。



▌“给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了”


被送出去的四姐命运却大不一样。生四姐的时候,母亲根本不敢去医院,只能估计着预产期,去农村个人开的黑诊所,在里面打了几针催产素,孩子就生下来了。


当得知是一个女孩后,由于害怕被人发现,母亲根本没有办法将她抱回家。只能拜托医生询问是否认识有想抱养孩子的家庭。医生在中间搭线,找到了一户没有子女的家庭,当时就直接抱走了。


四姐的养父母最初承诺父母,允许他们随时去看望女儿,但其实只在第一年被允许见了一次。因为医生和四姐养母是远亲,所以在之后每次通过医生表示想探视孩子的时候,他都只是表面答应着,说我去替你们把人喊过来。但每次却都是去给那边报信,让四姐养母家里的人都出去躲一下,然后回来却说没家里没人。


四姐三岁那年,父母直接去了四姐的家里。到了门口,正好看到她在院子里玩儿。由于当时被直接撞见了,四姐的养母什么也不顾,当着四姐的面连哭带喊:“以后你们千万别来了。给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了,别让孩子再跟你们亲了”。


之后父母去探望的次数就很少了,每次去也都是吃了闭门羹。等到再次见到,就是四姐14岁已经上初中的时候了。那时她养母只允许父母站在院门外,由她骑自行车带着四姐从他们眼前经过一下。


四姐从身边经过时,母亲激动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四姐也扭头答应了一声。但是这就是见到她的最后一面了,后来我的父亲在每次回忆时,都不无兴奋地说“你姐和你妈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


从此,父母只能时不时托人打听一下四姐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了解着。后来得知,四姐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幸福,现在她离了婚,在一家医院里当着护士,独自拉扯着自己的女儿。


父母对于是否要和四姐相认很犹豫。母亲说:“我是想认下她。但是怕给她生活上造成压力,猛地一说怕她心里不能接受。另外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近。”



▌一场活在寻找身份认同里的挣扎


三姐出生于1995年。当时二姐已经被送走,父母不舍得再送走一个孩子,所以在三姐出生后,就把她寄养在了姥姥家里,一直到5岁。后来又在奶奶家里待了两年,直到三姐7岁那年,她才被接到了父母身边。


虽然三姐被养在身边,父母却也担心被发现超生而受处罚,所以就一直没给三姐落实户口,三姐则一直叫父母为姑父姑母。


其实早在1988年,原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法规,对未办理独生子女证、没施行节育手术、超计划生育婴儿的人,以及早婚、非婚生育婴儿的人,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进行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但对婴儿都应当给予落户”。


但通知中所明确要求“计生和户籍不挂钩”的规定,在各基层部门的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许多地方均要求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所以,很多超生父母还是因为各种担忧而未给孩子上户口。


这种状况就产生了“计生黑户”这一特殊人群的大量存在。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黑户”在全国有1300万,其中因超生造成的“黑户”有780万,占到50.8%,是占比最大的一类。但是由于此类群体的特殊性,无法有效统计,所以真实的黑户人群数量可能远超这一数字。


由于这一群体没有户口,所以在上学、看病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对三姐来说,这还是一场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中的痛苦挣扎。来到家里生活后,身边的邻居总是调侃地问她:“你怎么和你姑姑长得这么像?”三姐每次都懂事地学着母亲教给她的答案,回复说:“不都说侄女长得像姑姑吗?”


没有户口的三姐也没有办法顺利入学,由于当时上学的学籍信息在不同城市并不共享,所以父亲就去老家问了一户亲戚,借了她女儿的名字和身份信息才上的学,三姐就这样假扮着另外一个人直到初三。


等三姐真正在户口本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已经2010年了,那年她15岁。当年全国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有一天我和三姐一起放学回家,正好碰上居委会来家里登记人口信息。我们姐弟俩一进门,就被母亲赶到了房间中,母亲匆忙对居委会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我带同学来家里玩。


后来听到消息,这次人口普查可以无条件地给政策外生育的人员落实户口。父亲于是赶紧准备材料,除了写一封证明信外,还提交了一份三姐的在校证明,以及两份三姐同学签字的同学关系证明。就这样,整个落户手续办下来了。根据当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最终还是缴纳了两千元罚款。


三姐后来说:“改口叫爸妈挺自然的,没什么特别大的感受。之前喊姑姑的时候心里总觉得别扭,为什么自己的妈妈不能叫妈妈,非要叫姑姑?”


其实三姐在家里也特别辛苦,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承担家务活,做饭刷锅都是她来负责。尤其到冬天,每次她下楼倒垃圾时,都要搬上来一整桶煤球。父母使唤不动已经快成年的大姐,又对我这个儿子爱护有加,于是三姐做的那些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稍微偷一下懒就会被说是好吃懒做。


三姐学习不好,初中毕业后,因为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就一直在家里帮着父母打下手,工资自然是没有的,只能时不时地向母亲要一点钱花。后来她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不再向家里要钱了,但生活得一直也不宽裕。


在我印象当中,姐姐们也曾抱怨过,但当然是没结果的。可能他们也觉得无力改变这一现状,又或者是“重男轻女”这一观念真的内化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所以,姐姐们通常都是对此保持默认,甚至有时候会认为多照顾弟弟是应该的。


当然我有时候也会恃宠而骄。曾经有次和大姐起争执,吵到激动处竟朝着她大吼:“这是我家,你不想待你就走。”


可有时候,看到这显而易见的偏心,我的心理也非常矛盾。一方面,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享受着整个家庭带给我的宠爱;但另一方面,却也觉得父母这样做对姐姐们有些不公平。但是我也很少就此说过什么,我觉得自己在家中年龄最小说不上话,并且也总会有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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