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对“双标”如此敏感,自己却又无法摆脱?

维舟
2020-06-09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双标往往变成了一种权力斗争的手段,重点不在强调规则或对方行为的矛盾之处,而在把彼此拉平。换言之,反对双标在现实中却变成了要求整齐划一:只有我们扯平,才算是公平。与此同时,双标常常变成“扣帽子”,只是斗争的需要,并不意味着自己就不双标,因而在争论中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指责别人双标,但当别人指出他自己也双标时,却恼羞成怒:“对,我就是双标,怎么着?”


“双标”一词,在国内的公共讨论中出现频率极高,这更是人们在各种争论中常常用以驳斥、嘲讽对手的重要论战手法。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在意“双标”?


▌“双标”的起源

“双标”是“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的简称,该词最初是指金银二元本位制(bimetallism)这一货币政策。不久之后,随着英国社会的繁荣发展,民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苏醒,主流的社会道德意识却又相当保守。很多女性开始意识到,社会对待她们比对待男性更为严苛,连道德准则的松弛都被归咎于女性的“轻浮”。

1864年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警方可以逮捕任何怀疑是妓女的女性,无须证据。这或许是维多利亚时代双重标准的最有力、最公开的例子。这部法案直至1886年才遭到废除,但“针对双重标准的斗争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女性”。正是在这时,“双重标准”一词开始染上道德伦理意味,自1871年起,它在媒体上指称“对一部分人(事)比对其他人(事)采取更严格要求的规范、原则或判断”(rule, principle, or judgment viewed as applying more strictly to one set of people or circumstance than another)但这个词直至1960年代才真正变得常见——那是另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特别是在美国,很多女性用它来批评那种对女性性行为的规范比男性严苛的社会偏见。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在《失控的世界》中说过:“性的双重标准往往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发明,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曾是所有非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因为男权社会势必以男性精英的价值观为标准,许多文化都将男性的放荡不羁视为男子气概,而女性这样却不被社会接受。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双标的抗议最早出现在率先完成现代化的英国绝非偶然,它表明一种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性反思,意味着这些“老一套”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然,自1990年代初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国际上也常出现一种声音,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的根源是不允许双方的行为平等互换,因为美国制定规则,但它自己却不受规则约束,也就是《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中说的:“帝国逻辑善于把道德诚信作为实力要素加以利用,但是永远不会允许别人拿道德诚信来衡量帝国逻辑。”

不过大体上,双标一向是女性用来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诉求的话语,是在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对待。然而就像很多概念一样,它一旦进入到中国社会,含义、侧重就都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


▌中国人眼里的“双标”

中国人最初对“双重标准”敏感,正是在新闻媒体上对美国霸权的反应,因而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这个词就带上了一丝反美的色彩,是出于美国那种“自己做可以,别人做却不行”的单边主义风格的不满。

在网上的公共讨论中,这个词很快被简化为“双标”,并用来指称所有对同一件事采取不同评判标准的做法。在关于新冠疫情的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很多人紧盯的一点,就是要求对方不能采取双标。这尤其体现在涉及中外战疫成果的评价上:为什么很多人采取极其明显却毫无意识的双标,对中国新增几十个病例就是“压力很大”,而欧美新增几万个却还是“控制得不错”?反过来也一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组织材料,对国外的问题穷追猛打,对国内却主要谈成绩。

在这里,对双标的抗议并不是在性别政治的权利诉求下展开的,而是在“中外对等”的前提之下——这里的“中外”,在现实中又常常指“中美”。这本身就是近代以来的政治遗产:我们更在意的是本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

但不要以为对“平等”如此敏感的中国人就能平等地对待他人,事实恰恰相反。很多人对种族歧视的态度大抵可以概括如下:我没有种族歧视,说的都是客观事实;我歧视他们都是有理由的,他们就是有那些毛病;至于发达国家歧视我们,他们凭什么?对女性的态度也不乏这样的:我不是歧视女性,但有些事情女性就是做不好。

在这样的权力视角下,歧视我是不对的,但是我有理由歧视“那些人”,甚至有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心态:我们和白人都是文明人,应当一起歧视“那些人”。在这里很微妙的一点是:如果我被歧视,那是双标;但如果我歧视他人,那不是歧视,而是有正当理由的。

不仅如此,双标在这里往往变成了一种权力斗争的手段,重点不在强调规则或对方行为的矛盾之处,而在把彼此拉平。换言之,反对双标在现实中却变成了要求整齐划一:只有我们扯平,才算是公平。与此同时,双标常常变成“扣帽子”,只是斗争的需要,并不意味着自己就不双标,因而在争论中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指责别人双标,但当别人指出他自己也双标时,却恼羞成怒:“对,我就是双标,怎么着?”

事实是,即便是那些常把双标用以指控他人的人,也常常不自觉地采取双标:对别人求全责备,要求立论必须“客观全面”,抓住一点漏洞就穷追猛打,但自己的观点却完全出自直觉;总是说着“不要给媒体带节奏了”,但其实他自己就在带节奏。为何他们察觉不到是在自黑?这恐怕是因为他们无意识中觉得那些规范都只用来衡量他人,而自己却是超然的,不受这些规范约束。


▌宗派意识与权力

我们为什么对双标如此敏感,却又无法自己摆脱双标?说到底,恐怕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底就是如此。

礼法社会构成一个等级“金字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地位,对应不同的社会规范。儒家认为,如果人人都按照自己所属地位的规范行事,社会就能井然有序地顺利运作。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礼法社会必然是双标的,因为等级制下的一元结构是不允许双向对等的:你爹可以揍你,但你揍你爹试试?

人类学家许烺光在其名著《宗族·种姓·俱乐部》中早就指出,中国人恪守“情境中心”,相信很多事都要“看情况”而定,这就势必“倾向于具有多重道义准则”,而“既然持有双重或多重道德行为准则被视为正常,那么这些标准也不会给个人内心带来任何冲突”。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通过亲族相互连结的集团,“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有着比种姓和俱乐部更大的凝聚力,其原因在于,中国宗族成员被鼓励从区分人们是处在亲族集团体之内还是之外的角度,而不是从超自然的、真理的或问题的角度,去观察人的世界。”

这样一来,人们就惯于以自己所属集团为边界来执行双重标准,甚至那些脱离了宗法社会的人也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思维定势。毕生研究中国游民社会的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指出,游民的基本特征是反社会、缺乏儒家社会意识,但却帮派意识很强,“《水浒传》中,凡是梁山所做的一切都对,同样的事他人去做就不对”。马幼垣在《水浒论衡》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梁山处事,以山寨利益为大前提,往往不惜采用双重标准,是非曲直也就没有准绳。”

历史学家罗新曾说,在疫情中他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维”,“就是把中国和非中国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中国可以以一套标准评价事物,在非中国世界,他们就倾向于使用另一套标准。为什么用中文你就能接受,为什么不用中文、不在中国出版你就不能接受呢?”这答案就是中国人的宗派意识:否认绝对的标准,一切利弊以自己所属宗派的利益为权衡。

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恰恰正是在这样的宗派社会下,人们很难得到平等的权利与自由,因而才造成中国人对社会不公格外敏感,甚至以激烈的方式去追求平等,进而捍卫自己的人格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现实中本能地察觉,这些双重标准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权力地位的不对等造成的,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有人一早上班迟到,在电梯里遇到老板,老板笑了笑说:“看世界就是这么有意思,你迟到了我能扣你工资,而你看见我迟到了,你却什么也不能做。”这种生活场景明白无误地体现了不同地位的不同权力所带来的不对等:有权者不知节制,可以赤裸裸地展现自己的权力,“我比你有权,你能奈我何”,在传统道德破坏殆尽之后,“以大事小曰仁”的道德制约也消失了;而与此相应的,普通人对不平等自然也更为敏感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性的时代,因而也有幸见证一些过渡期才有的光怪陆离的现象,双标的话语腾于众口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它既表明着人们对公平对等的渴求(尤其是在国家利益上),同时又常常沦为权力斗争的手段,却欠缺对自身意识的反思。当双标不再是公共讨论中热议的话题点时,或许也就真正表明中国社会摆脱了传统价值观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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