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韧性社会?共同面对灾难,一起幸福生活

“在遇到灾难的时候,社区里的人们可以相互支持、共渡难关,在平安的时候可以一起幸福地生活。”这可能是一个物理的社区空间,也可能是网络上的互助社群,它们真实存在,并且行动了起来。


很难在小区门口一堆混乱摆放的快递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如果再加上外卖,就更乱了。赶上人多的时候,大家戴着口罩翻找——疫情带来的不便实在太多。

尤扬住在上海,春节前刚搬过一次家,住进一个比较老旧的小区,没有配备快递柜。大约在正月初十,小区里开始管控快递、外卖的取送范围,全都只能堆放在小区进大门附近的一条长椅上。又过了差不多两周,彻底不能进小区了,小区门口放了几面旧桌子,外卖放在桌子上,快递都堆在旁边地上。越来越混乱。

到了2月21日,尤扬去找了几个纸板,每五六个楼号分为一组,用马克笔写上楼号区间,把纸板贴在小区门口的墙上,又开始按分组整理地上的快递。旁边便利店的老板走出来,和她一起把地上的快递分好类,再之后,只要不下雨,快递员都会按提示摆放快递,居民们找起来也方便很多。

墙上还贴了另外一面纸板:“特殊时期,共情互助”。这个方法很快被制作成了一个工具包发到网上,介绍中还提示道:“只要分区做好,就能有效减少大家都查找时间,并且能减少大家聚众的机会。”


▲ 在小区里给单元楼分区之后,大家开始按提示摆放、领取快递。 © CAN计划

在老旧的小区里,能提供的物业服务有限,尤扬觉得在处理快递堆放这个事情上,与其表达不满,不如自己就动手去解决了。“其实也在重新建构我身边的关系,重新认识社区里的门卫、测体温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位便利店老板。和社区有了更多的交流。

她甚至想过拉一个社区成员的微信群,最后放弃了。她觉得快递分区是个比较自然的举动,但是拉群,对自己来说有点“过了”——“这太像在工作了。”

尤扬是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大鱼)的发起人之一,这个社会组织成立于2018年初,位于上海长宁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大鱼的一些工作人员和伙伴将过去的经验转移到线上,发起了社区防疫互助网络(以下简称CAN计划;Community Anti-coronavirus Network),从各处看到信息的志愿者们慢慢聚集,彼此协作、接力。


在物理空间中,多数人彼此隔离,但在网络世界里,两三百人组成的群组又细分成不同的项目团队,调研社会需求、开发并设计应对方案——防疫工具包、“拯救妈妈”、社区快递整理……一个个工具包陆续公开,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使用,介绍信息里有一项是长长的“共创人员名单”,记录着每一个参与者的名字。


▌让孤岛重新相连


1月22日,武汉市宣布封城的前一天,何嘉的妻子、孩子和岳父岳母刚从上海回到武汉,他则先回了大连。真假信息从各处聚来,何嘉感觉到冲击:“好像是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痛,人们不能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个孤岛。”


社交隔离的政策在各地陆续铺开,过去非常依赖线下交往的社会组织无处使力,转移到线上工作的,要么有医疗卫生背景,开始辨别各种医疗物资并协助采购、通过线上问诊来为超负荷运作的医院缓解压力,要么变身为信息处理枢纽,链接疫区的物资需求和分散各地的采购、捐赠。


各方驰援,医疗资源紧张造成的救助压力之外,各种次生危机暴露出来,恐惧、歧视和冷漠,生活物资短缺,社交隔离带来不同程度的无序……“当时几乎所有的社区力量都在抗疫,我们觉得可能还有其他被隔绝成孤岛的人,需要彼此联系起来。”何嘉是大鱼的另一位发起人,2月4日,CAN计划正式对外招募,标题是《让孤岛重新相连》。


看到召集信息时,Tina在英国谢菲尔德游学,在公共场所还很难感受到当地居民对疫情的紧张感。稍早的1月31日,一名中国学生还因为在西街上戴口罩而被三位路人辱骂、攻击。但中国境内的病例数字一直在增长,截至2月9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万例。“我很担忧国内的疫情,家人也担心在英国的我,但是英国本土并没有关于疫情的恐慌情绪,甚至还觉得戴口罩的人是异类。”Tina想做些事情,报名加入了CAN计划。


CAN计划把行动分为四个“工作圈”,链接圈负责线上组织互助活动,寻找更多的行动者;研发圈做访谈、调研,去挖掘不同群体在疫情期间的困境和需求,并形成课题和提案;产品圈根据调研汇总的信息研发针对各种问题的工具包,让行动变得尽量简易、实用;践行圈则在各自的社区直接开始互助行动。


▲ CAN计划中,各圈层的协作关系。 © CAN计划


2月10日,研发圈发布了一套在线调研问卷,希望能了解疫情下一些普遍的需求,并寻找应对方案,开发工具包。有400多人填写了问卷,关注到了各种受疫情影响的群体,比如隔离中的居民、独居老人、环卫工人、担心返工潮给生活带来影响的本地居民……问卷发出的时候,也已经有200多人报名加入CAN计划这个线上协作网络,根据反歧视传播、返工、社区小商业自救等主题,又分成不同的小组。在“分布式提案”的规则下,任何被关注到的新问题都可以组织讨论、形成新的项目小组。


Tina是建筑学在读学生,对插画和平面设计感兴趣,于是加入了在招募平面设计师的“拯救妈妈组”。当时春节假期已过,虽然多地陆续倡导延期复工,一些工作也转移成了线上复工,但对一些既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又要兼顾工作的女性来说,时间管理成为非常必要但困难的事。


“拯救妈妈组”里有一些设计师,其中一些就是妈妈,他们决定制作一个工具包,将各种各样的小任务制作成卡片,比如穿衣服、刷牙、陪伴宠物、一起散步……孩子每完成一个任务,就可以获得一张卡片,积攒到一定的数量,则可以获得一些奖励,比如可以看一集动画、出门玩等等。


3月8日,妇女节这天,小组发布了“宝贝的一天”时间管理工具,希望能减轻复工妈妈们的压力,让孩子们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下载文件之后再打印、裁剪就可以使用。并不只是妈妈的事情,工具包里一些游戏或任务建议让3人或以上共同参与,除了妈妈和孩子之外,还需要其他成员加入。


浦睿洁是第一批试用者,在“任务卡”的指引下,她的5岁的女儿开始给家里的花瓶换水、第一次整理自己的床铺……“‘整理床铺’和‘自己睡觉’太惊喜了!我今天又贱贱地加了一张‘轻声说话’,如果都能坚持下来并且变成习惯,任务板真的就太伟大了!


▲ 浦睿洁和孩子一起安排的“宝贝的一天”。 © 浦睿洁 / CAN计划


有家长在复工之后,担心爷爷奶奶在白天照顾孩子时太宠溺,就从工具包中布置一些任务给爷爷奶奶,由他们来“监督”孩子完成。“这样就有效遏制了爷爷奶奶的‘言听计从’。”Tina说。一个工具包,把一家人管理得明明白白。


在开发“宝贝的一天”时,小组每周都会开两三次线上会议,把讨论结果共享在线上文档。开会的时间一般在北京时间的晚上七八点,Tina在英国,正好是上午。“这工作也是和别人的一种连接,能和他们一起为防疫做一些事情,真的是会很踏实。”



▌跨时区接力


团队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社交隔离政策陆续在各国铺开,一些人的个人时间相对更多,能投入更多到CAN计划里。跨时区接力自然发生了,和在中国的伙伴们交流完修改意见后,Tina开始接着工作,完成之后提交给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中国的伙伴进入工作,以此交替。


在“城市防疫生活工具包”的小组里,咪咪在英国伦敦,组里很多设计师在欧洲,调研、收集信息的一些成员则在中国。开发这个工具包的时候,志愿者们已经采访了一些回到上海准备复工的人,其他城市的返程信息也在陆续整理。自驾、铁路、航空……不同的返程形式会面临不同的程序,防护手段也有所差异。他们想赶在返程高峰期出现之前发布工具包,以插画的形式将路途中需要注意的点一一罗列出来。


“我们就充分利用时差进行分工,国内的志愿者和国外的设计师们,24小时连轴工作了一周多,最终项目及时上线。”咪咪说。“返沪锦囊”推出后,小组又增加了北京、杭州、深圳这些人口流动量大的城市的返程锦囊,补上了菜市场、超市、上班等场景的防疫应对,最终制作了“城市生活防疫工具包”。


在加入CAN计划之前,咪咪在伦敦也着急,“加入之后才知道我们设计师也可以做一些事情”。防疫工具包有1万多的浏览量,“这1万多其实不只是一个数字,它还是1万多个家庭,父母、孩子和朋友。这个时候,我自己的负面情绪其实已经大大地被缓解”。


清明节那天,CAN计划发起了一场24小时不停歇的线上诗会,参与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或机构,他们从4月4日晚上8点接力读诗到次日晚上8点,“好好道别,认真说再见”。


像是一个枢纽,CAN计划把掌握了各种技能的报名者聚在一起,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关注点和观察去组成项目小组。像是一个加工厂,各个小组把四处搜集来的问题、解决方案、关键信息整合、转化为可视化、易操作的工具包。何嘉觉得这种协作的默契和效率来自于应对疫情的“同频共振”——成员都很清楚需要关注的大方向是解决疫情下的各类问题,也明白大致可以通过哪些路径去实现,接下来的就是行动,以及根据反馈做调整。过程中形成的参与指南和各项目的实时同步、各类文件系统,都让参与者更容易“上手”。



▌人的参与


3月8日上线的“宝贝的一天”是第一版,真正投入使用之后,一些未曾预想的问题出现了——预想的使用人群是“家里有2-10岁宝宝的家庭”,吃饭的生活场景被拆分为“一起做美食”、“帮忙洗碗”、“吃早餐”等,年龄小的孩子很难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永远都在做“美食品鉴家”。


“家务的设计太理想化了,次数多了以后,孩子可能也会不再去做那些事。一些父母也不太想在家务上做这种分工,但是一‘伪家务’很受欢迎,比如一起喝下午茶。它的内容本身是有趣的,孩子愿意参与。”Tina说。


基于第一版,加上早教专家与心理学老师的建议,工具包又调整了很多细节,将一些任务进一步分工,需要家庭成员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孩子互动——这不仅是家长用来管理孩子的时间的工具,也可以协助家长给孩子提供更好的陪伴。工具包也分成了2-4岁和5-8岁两个年龄段,其中有“自己的事自己做”的模块,列了很多细微的小项,也有“爱的小事”的模块,引导孩子说谢谢、和邻居打招呼……


浦睿洁在第一版的使用体验里就写道:“一开始我把它当成拯救我的工具,而它却让我更理解了一个5岁孩子的世界,从一个孩子的一天,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的亲密关系,甚至社区的关系。”


从2018年成立以来,大鱼就在上海长宁区做社区营造,这种社会治理实践由居民参与,通过再造、重塑社区空间和生活共同体来“复兴”社区。大鱼和居民们一起讨论哪种打开垃圾箱门的方式更适合,哪种尺寸的垃圾箱洞口更便捷;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街区,设计未来的街道;协助居民商议、改造住房中的公共空间……


▲ 2018年夏天,在“社区开放日”上,大鱼营造在社区里征集垃圾箱的修改意见。 © 大鱼营造


“人的参与,”何嘉说,“好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有‘人的参与’,通过更多人的参与,从众人的讨论和反馈里找寻结论,设计师能够找到居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他觉得“宝贝的一天”表面上是在解决孩子的时间管理问题,其实指向的是家庭的劳动分工、母亲这个角色在疫情期间的巨大压力。从最初发现问题,到不断调整,最终制作,有十多个亲子群参与讨论、测试。



▌有韧性的社会


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期,也是线上志愿行动的高峰,随着各地陆续复工,CAN计划里还活跃的成员大多是学生。疫情期间的一些经验和成果留了下来,一些遗留问题也依然存在。相比于自然灾害,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状态一直在持续,病毒的传染性和防控所要求的封闭管理让很多过去的行动经验无处着力。


何嘉担心疫情之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希望能有一个“面向未来的更良性、可持续的社区生态”,在遇到重大挑战的时候,人们不至于手足无措。5月4日的青年节活动上,CAN计划公布了与恩派公益、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了“韧性青年助力基金”,在向社会募集资金支持的同时,支持那些有创意和行动力的年轻人,保持洞察,保持研发,随时行动。也和一些社会组织、社区达成合作,培训他们各自的工作领域里使用那些成熟的工具包。“我觉得一个有韧性的社会,会激发人们不断关注、讨论这些课题,找到有共同想法的人,并且能研发出产品,最终在各个社区落地实践。它应该有这样一种机制。”


2月4日,CAN计划首次发布招募,在文章里引用了荒昌史(日本社区营造公司HITOTOWA创始人)的一句话:“在遇到灾难的时候,社区里的人们可以相互支持、共渡难关,在平安的时候可以一起幸福地生活。”这可能是一个物理的社区空间,也可能是网络上的互助社群,它们真实存在,并且行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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