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作为一种风险: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生存?

南都观察
2020-09-17

 编者按 2020年,人类遭遇了多重挑战:疫情在全球多点蔓延,部分地区出现反复;美国“BLM”运动席卷全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局势紧张愈演愈烈,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前途未卜。风险社会已从抽象概念变成可感知的日常现实。


面对新的复杂局势,人类也许要寻找人和自然、不同文化、国家之间的新一轮平衡,经济、政治上,社会治理上,都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

在后疫情与后全球化时代,如何完善社会治理,应对可能长期共存的系统性风险?在南都观察2020年夏季论坛上,我们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五位研究者,分享对于“如何在风险社会生存”的思考。

以下为夏季论坛第一部分的现场实录。


▌“风险社会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痛点”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1986年提出来的概念,总体意思是说,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个非常复杂、精密的社会系统。这系统使我们比以前更加能够应对自然风险。但不幸的是,现代文明本身又成了新的风险源:现代性就意味着风险。

“风险社会”的概念在大众媒体中也广为流传,很显然是因为它成了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痛点。现在的社会看起来很繁荣、很发达,但是一旦出现风险,比方说新冠肺炎疫情,也是相当可怕的。我们应从社会的角度来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风险到底是来自什么地方?又有什么走向?

现代性之所以成为风险,根源就在社会上,风险是我们人类行为本身的投射。“社会”其实并不是自古有之。事实上,这个概念不管是在哪个文明中,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于19世纪出现在英语世界中,大概上个世纪初才在中文语境里流行。它描述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生活状态。在我们人类进入现代化之前,是没有社会这种状态、这种生存方式的。

社会这个概念的本意是什么呢?是自由自在的交往。在传统社会中,自由自在的交往存在的范围很小,我们每个人都依附于特定的城邦、部落、宗族、种族,如此等等,自由是很少的。所以,自由自在的交往是人类进入现代化以后才有的现象。随着现代化社会逐渐发展,我们人类自由自在的交往也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自由自在的交往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它意味着便利。以前我们只能和特殊的人打交道,很多阶层、种族与我们都是隔绝的。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可以自由接触、交流了,这就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

但另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动相互关联起来,形成了一个不见头、不见尾的复杂的行动链,这个行动链就意味着风险。行动链越长,我们每个人行动所能够产生的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意料不到的、目的之外的后果)会越来越多。比如我是一个匠人,打了一把菜刀,在以前我们行动链很短的时候,这把菜刀我只会自用,或者顶多借给邻居用,相对来讲风险可控。但是随着行动链的延长,比如电商出现之后,我们无法得知这把菜刀最后卖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买它的人的目的。所以,使用菜刀的后果就超出了生产者的意料范围。社会越发达,行动链就越长,就会产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预期的非期然后果,这就是风险。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非期然后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人类本身认知上是有局限的。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是那么完整完全,所以每一个事情的后果,我们是不能完全把控的。第二,社会是分化的。从横向来讲,我们是分群的,不同的人群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利益。从纵向来讲,人类是分层的,很多时候是对抗的、有矛盾的,由此就造成选择上的不对称。比如我做了一个东西,想的是拿来做A这件事的,结果我的敌人就有可能把它拿去做B这件事,拿来反对我。

当每个人都把自己嵌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行动之网中,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的很多行为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触发了一个像核反应链一样的连锁反应。在中国古时候有一本书叫《笑林广记》,里面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个人偷了人家一头牛,被牛的主人抓住了,把这个人扭送到县衙,县官审问他你怎么偷牛?他说我没有偷牛,我只是看到地上有一条绳子,我就把它捡起来了,哪知道绳子后面还牵着一头牛。我们现代文明就有这么一个风险,我们以为只是一条绳子,其实后面还牵着一头牛,这个牛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风险。

越是复杂的系统,发生非期然后果的可能性就越高。比如,以前没有形成这么庞大的金融系统时,我们都是在邻居之间相互借贷,基本不可能发生现在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然而,现在的金融系统,比如“花呗”“借呗”,你消费一笔钱就问你愿不愿意贷款,愿不愿意把这笔消费分成几次偿还。我们都被不期然地卷入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系统,卷进去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猛然不知的,就像现在的很多“P2P爆雷”,很多大学生借了钱过后还不起,就出现了事故。

归根到底,人类交往越发达,行动链就会越来越不确定、不可控,产生的后果也会越来越难以预期,这就形成了风险社会。那么,应该怎样应对风险社会呢?

首先,我们要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形成合理的期待。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每个人都希望岁月静好,追求各方面达到最佳均衡状态。但是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讲,人类社会很难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均衡点。均衡点是非常短暂的,非均衡是常态,均衡才是异态。所以,人类不应该对“均衡”抱以太高的期望。风险总是会发生的,一旦发生了,不要惊慌失措,心理上要做好准备。

第二点,我们也不能因此报着宿命式的态度:风险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着哪一天,隔壁的砖头打到谁是谁,谁打到就自认倒霉算了,这也不是合理的态度。还是要积极地应对,努力地争取。

第三点,养成达观的生活态度,要是真不行了,很多时候该认账还得认账,不能说在哪里跌倒就在那躺着。现在一些国家或领导人,出了事情,不自己检讨,还拼命“甩锅”、激化矛盾,这就反而会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人类应该正确对待不期然后果,争取更好的下一步。


▌在历史上,人类和疾病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

 南都观察 冯老师提出了现代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还提出了应对的三种思路。那我们下面就沿着冯老师的框架,直接进入圆桌讨论的环节。

第一部分议题叫做“全球化带来繁荣还是灾难?”。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以来,有很多人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大瘟疫,经常被提及的是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我们一般认为它的传播路径是从中亚,通过贸易商路传到了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和城市,再向北传遍欧洲大陆,大概导致了2500万人死亡,有数据说使欧洲人口减少了1/3到1/2。但另一方面,最近我看到黄严忠老师整理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欧洲黑死病也加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

后来到了15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发现新航路到了美洲,给美洲带去了天花、麻疹、伤寒等等一些传染病。有一些资料是说天花杀灭了90%以上的美洲的原住民。我们一般认为,从欧洲到美洲,是现代世界史和全球化的一个开端。那么,全球化的开端,它同时也是全球风险流动的开始吗?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他也曾经带来了黑奴贸易、殖民战争和传染病。而新冠疫情,可能是全球化高度发展以来,第一次全世界同步爆发的这种规模的传染病。我们怎么理解这两方面?请各位老师在疫情背景下,谈一下全球化带来的两方面影响。首先有请研究健康传播领域的黄严忠老师。

 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全球化”的定义本身就是多样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谈现在的全球化,特别是人跟传染病之间的关系,还是应该先谈一谈在历史上,人类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在人类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人跟传染病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自我矫正的动态生态平衡。实际上,传染病一开始的时候在系统中处于一个支配性的地位。

差不多到了5万到10万年前的时候,人类发明了服装,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减少,所以可以离开非洲热带地区,进入温带地区,从而也远离了疾病。差不多到1万1千到5万年前,几乎所有的主要陆地都开始有人类居住。尽管那时候人类的寿命较短,这一时期靠狩猎为生的人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这个时期,人类是在生态均衡中占着主导的地位。

后来,人类开始急剧增长,农业、渔业开始发展。刀耕火种使得蚊虫大量繁殖,动物的驯化又使得人类跟动物疾病的接触显著增加。所以我们看到麻疹、天花、流感从这个时期开始流行,人类又饱受传染病之苦。

为了应对传染病,人类发展出一系列与卫生、食物有关的禁忌,比方说现在有些地方定下“不吃猪肉”的规定,可能就是当初为了防止接触微生物感染。同时,一些社会制度也开始出现,比如公元前十四世纪,雅利安人来到南亚之后,出现了种姓制度。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这个制度实际上是为了使他们这些所谓的高贵等级,与携带病菌的所谓“贱民”隔离开来,这样做也是为了重建一个生态的均衡。

不过直到大概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之间,虽然瘟疫仍然时有发生,但瘟疫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地方性的。比如2500年前的雅典瘟疫,或者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这种情况差不多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才开始改变。

一个变化发生在陆地上,蒙古帝国的扩张。蒙古骑兵通过欧亚大草原,把黑死病从喜马拉雅山脚下,带到了欧洲。另一个变化发生在海上,哥伦布十五世纪发现新大陆后,殖民者把天花带到了美洲,从而改变了疾病传播的模式。美洲土著后来大量死于殖民者带来的天花,劳动力减少,迫使殖民者又开始从非洲引进奴隶,从而又把黄热病跟疟疾带到了美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全球性的人类与疾病之间的动态平衡开始出现了。

▲ 14世纪黑死病的传播路径。 © TRAVELING THROUGH SEVENTH GRADE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疾病传播的速度更快了,从人类骑马坐船的速度,变成喷气式飞机的速度。消息的传播速度也变得更快了,从人旅行的速度,逐渐变成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的速度。瘟疫疾病还没有到的时候,消息、疾病的恐惧就已经到了。再后来有了手机、短信、微信、各种自媒体,疾病的恐惧和风险、谣言的传播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就更加扩大了。

而疾病影响的范围,也不仅局限于人的健康方面了。这次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实际上是低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但是由于行动链的延长,全球化的发展,这次疫情对产业链、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远远超过西班牙流感。


▌风险重重,全球化未来将会走向何方?

 南都观察 黄老师讲到了全球化和传染病的关系,人和疾病之间有了跟以前不一样的状态。庞老师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全球化的学者,有没有什么想讲的?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我们仍然在全球化时代。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pandemic),就是全球化最新的例子。没有全球化,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流行。

这里不争论全球化的定义。客观存在的全球联系、全球网络(全球链条)是一回事,有一些国家的政府施行、推动的作为政策的全球化是另一回事。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克林顿行政当局、英国布莱尔内阁倾力推行作为政策的全球化。目前,美英不再推行作为政策的全球化,反而以“逆(去)全球化”取而代之。但是,作为政策的全球化大大促进了现实世界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到特朗普上台,我们目睹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高程度的全球化,主要原因还在与一系列国家执行“亲”全球化的政策。但是,“去全球化”的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化,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这样的政策对全球化影响很大,也许这样的政策对实际的全球化的改变并不一定很大。

冷战结束以后的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开放的中国参与进去。当前的全球化,在经济、气候、社会等方面,充满了中国特征。2001年,中国加入了治理全球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入世和入世近20年的中国是理解今天的全球化和全球化面对的挑战的一个关键点。中国介入全球化,使全球化名副其实,是过去40年世界最大事件之一。以全球化为政策的美英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一个愿意加入,一个愿意纳入,全球化当然就加速了。

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不要低估这个“去全球化”。有全球化,就有“去全球化”。全球化是长期过程,“去全球化”也还要经历产期过程。未来很多年,由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并不能在全球层面解决(即全球治理的困难),“去全球化”也可能加速。

全球化作为意识形态,克林顿和布莱尔都鼓吹过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或者不可逆转性。今天仍然有人相信这种不可避免性,但是,在那些实行“去全球化”政策的国家,到底还有多少人在拥抱全球化?

几年前,我曾经把“去全球化”,跟二战结束以后的“去殖民化”(非殖民化)做了一点比较研究。非殖民化,从1945年开始,以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为标志,几乎是在20世纪结束时才在形式上完成。“去全球化”若是逐步成为气候,我们也许在本世纪中叶,看到一个很不同于现在的“去全球化”的全球化世界。2050年的世界,也许更加复杂,仍然是全球的世界,但同时,又是新的相互隔离的世界。“去全球化”让世界从高度相互联系到相互分割。

避免“去全球化”,重新追求和享受全球化的好,就要理解和解决“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的悖论”是哈佛大学土耳其裔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的成果。他曾经谈过全球化内在的三种悖论。今天,美国的国内冲突与全球化的悖论的分不开。

“去全球化”正是许多外部风险、国际风险的源头。“去全球化”将使对外开放以及开放外部市场的“走出去”变得困难。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出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超级全球化”不能同时成立,必须放弃其中一个。“比如英国人感到过多的国家主权和民主特权随着欧盟转移到了布鲁塞尔或是作为欧盟单一市场执行者的欧洲法院。”

 南都观察 庞老师从国际关系、政治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现在面临的挑战。针对全球化的两面影响,陆铭老师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陆 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我觉得全球化一定是有两面性的。从正面角度来讲,全球化带来的繁荣,以及国际贸易推进自由化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作为在这一波全球化当中积极参与的大国,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推进了最近20年的快速增长,我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积极方面。

当然我也看到了去全球化的趋势,但首先我们应该在观念上澄清一点,全球化不光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是科技领域的全球化,是全球治理的形成过程。

现在大家讨论的“去全球化”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似乎好像经济领域的去全球化能够防范一些经济上的风险。但是,如果这种去全球化进入到了科技和治理领域,带来的问题恐怕要比在这些领域里面去推进和维持全球化,来的让人更加失望和绝望。

首先,在科技领域,现在国际和国内都有一些支持中美之间技术脱钩的声音和倾向。比如华为开始自研发芯片。但是据我所知,其实在一些前端的科技领域中,全球的技术合作已经深化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很多专利是相互引用的,已经不能完全清楚的去分清哪一个是美国的科技,哪个是中国的科技。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的推动,更加使得科技的全球化几乎成为不可能完全脱钩的状态。

我们再来讲全球治理。二战以后建立了很多全球治理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体制,和WTO、WHO等机构。最近,在这些体制和机构的运转受到许多挑战的时候,美国却逐个“退群”了。我想这样的趋势还是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觉得蛮失望的。如果这种在全球治理领域里面出现的去全球化趋势再进一步继续下去的话,我认为全球范围之内抗击风险的能力反而会下降,这并不是令人愉快的结果。所以我想,在接下来的世界里面,全球治理仍然会是一个需要通过合作去解决的重要问题。

那么再接下来说全球化的另外一面。今天的讨论主题用了“灾难”这样一个词,我个人认为说的重了一点,我宁愿用更加中性点的词,“问题”或者“风险”。全球化的确带来一些问题和风险,比如疾病的风险,其它本身会带来经济的风险。这次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重创,在中国还算是好的,对于美国,对于欧洲影响是更大,尤其对于美国。

除了疾病的风险以外,全球化还带来很多其它的风险。可能这次是因为新冠疫情对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有直观的冲击,所以大家对疾病的风险感受很深。但是大家冷静地回顾一下,即便没有这一次新冠疫情,我们人类就没有面对过全球化的风险吗?

我们用另外一个指标,人的死亡。这次新冠疫情的确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很多人的死亡,但是我们历史上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就没有带来过人的死亡吗?比如说,全球范围内传播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贫困、死亡,可能会超过一场全球流行的疾病带来的死亡。但是我们往往会觉得经济的风险似乎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感受到的。比如有些富人可能感觉到没有那么强烈,比如有些身在边远地区的人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强烈,所以这可能也跟认知有关。

那么另外一个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其实也跟最近在全球范围之内出现的一些去全球化趋势和政治的动荡,还有右翼势力、民粹势力的上台有关系,那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轮的全球化进程,的确有非常明显的做大蛋糕的作用。但这一波的全球化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的上升。收入差距的上升就带来了民众的不满,比如最近美国的一些社会的动荡,它的直接原因不是疫情,而是因为借着疫情,群众来抒发对于上一波全球化遗留下来问题的一些不满。

我认为,全球化进程当中面临的风险跟国际的互信合作有关。如果全球范围内的参与者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和互信,二战以后建立的这套体系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运转的。但是根据最近一段时间的趋势,恐怕这种全球合作和互信的基础没有了,那么有些领域的风险实际上会被放大。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二战以后所形成的这套国际合作的秩序和体系是如此脆弱。所以接下来全球化怎么走,如何去面临这种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里面新的挑战,这些问题接下来的确需要有所考虑。

总结一下,我们对于这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化所面临的风险,要有高度的警惕;但我同时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对这场风险上升到比如说灾难,或者更加严重的程度去看待它。

第一,从经济的角度,最近的一些数据已经显现出来,全球经济在强劲反弹,中国的经济恢复速度也非常之快,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已经出现强劲反弹的趋势了。我们在疫情刚刚爆发的2、3月份,对于经济未来的预期可能存在过于悲观的情况。

第二,在观念意识上,我觉得风险永远是跟进步并存的。全球化确实面临着我们今天谈到的种种风险,然而有的时候,风险可能也是机会,能让我们认识到这种进步所伴随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些环节。打一个比方,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一个“上帝之吻”,所以它给了我们人类社会一个进步的可能性和机制。但是如果你哪天被上帝“吻”了一下,坦率讲,什么结果你也不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面临这样一个进步和风险并存的社会,解决的方案绝不是回到起点。阶段性所出现的去全球化,很有可能最后走向局部合作的全球化,或者碎片化的全球化。但是我认为这可能只会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我们最终把这些问题一一解决和思考清楚以后,再走向合作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全球的全球化,这才是人类未来最美好的结局。

 冯仕政 我想讲一点,全球化是带来繁荣还是灾难,取决于我们怎么对待全球化过程中的这个张力。什么张力?一方面,全球化是我们在前所未有、空前广泛的范围内分享我们的智慧,互通资源有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大同的过程。另一方面,全球化显然也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和对待这个张力?我们如果正确认识它,积极应对它,我们就会往大同的方向推进,走向繁荣。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我们就会往不平等的方向去推进,那就有可能发生灾难,遭遇不平等带来的冲突,比如世界大战。全球化的走向关键就在于人类,特别是一些大国,怎么认识和处理全球化过程中的张力。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南都观察 前面我们从历史开始追根溯源,讲到现在应该怎么应对,梳理出了一个大框架。现在我们可以在里面找一些重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先说一下疫情的事。

我们这次疫情看到是城市的情况比农村严重,越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就越严重。从历史上看其实也是这样。当时黑死病大面积的蔓延,跟当时城市人口增长,公共卫生条件比较差,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今天医学进步了很多,但是黄老师之前有在文章里面提到过,应对新型传染病的方法,其实本质上跟几百年前相比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回应一下今天的主题,谈一下这种健康风险的话,能请黄老师聊一下,人类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现在到底怎么样?面对我们这样的大的传染病,是不是要承认病毒还是要厉害一点,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黄严忠 :很好的问题。我想与其说是病毒变得更厉害了,还不如说我们人类有时候太自以为是了。

从19世纪细菌理论出现开始,人类在医学上、公共卫生领域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人类在80年代消灭了天花,前几天有报道讲非洲已经消灭了小儿麻痹症,这些都是很大的成就。

但是我总想到恩格斯在1876年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1980年代消灭了天花的时候,有很多科学家认为传染病的历史可以翻篇了,不需再把传染病作为主要风险了。但是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出现了。实际上从那时以来,差不多有三四十种新型传染病开始出现了,包括我们说的非典,人禽流感(H5N1,H7N9),猪流感,埃博拉,寨卡病毒,新冠病毒,当然还有一些人为因素故意释放病菌的,称为生物恐怖主义,比如2001年的美国的那个炭疽菌事件。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自我纠正的人与传染病或者病原体之间的生态均衡中,常常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在进步,病原体它本身也在进化、变异。

新冠肺炎是一个最新的例子。人类的这么多医疗手段和技术在新冠病毒面前几乎是束手无策,最终只能求助于中世纪时候发明的隔离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生活陷入停摆。所以,我觉得人类真的是应该谦卑下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趋利避害,学会与传染病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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