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更多强调全球的全球化,建立在一些共同原则和规则上”

南都观察
2020-09-22

 编者按 2020年,人类遭遇了多重挑战:疫情在全球多点蔓延,部分地区出现反复;美国“BLM”运动席卷全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局势紧张愈演愈烈,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前途未卜。风险社会已从抽象概念变成可感知的日常现实。


面对新的复杂局势,人类也许要寻找人和自然、不同文化、国家之间的新一轮平衡,经济、政治上,社会治理上,都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

在后疫情与后全球化时代,如何完善社会治理,应对可能长期共存的系统性风险?在南都观察2020年夏季论坛上,我们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五位研究者,分享对于“如何在风险社会生存”的思考。

以下为夏季论坛第三部分的现场实录。


 南都观察 :我们第三部分的主题是“还能回归上行吗?”,一方面,疫情重创世界经济,生产、消费还有商贸都比较低迷,很多企业面临生死存亡,个人也会面对就业上的困难,有的专家对经济复苏不太乐观,各位老师可以谈一下在经济这个层面,还能回归上行吗?经济之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者世界的整体文化上,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如何向前发展?

 陆 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谈论是否还能回归上行,一定要区分短期和长期,从短期角度来讲,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近出来的数据比之前的预测要乐观一些。这个乐观不是说今年没冲击,今年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全球经济总体上呈负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之前的预期非常悲观,而根据最近这些数据,又似乎没有悲观到那个程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比如我们最近在做的数据分析,其中包含了全国货车数据,大概到了四五月份,数据就已经基本恢复到春节前,也就是疫情大爆发之前的水平了。当然这个数据不能很好的反映服务业的情况,相对来说,到目前为止服务业并没有很好的恢复,所以可能今年对于服务业的冲击会更大一点。

另外从生活感受角度上来讲,今年上半年我基本没出过差,但从暑假开始,就是我们的疫情基本上稳定、没有大范围爆发以后,我就开始忙起来了。现在马上要开学,我9月份都排满了,线下的活动还有差旅恢复得非常快。前两天我到北京出差,北京的商旅基本上也都正常了。如果看环比数据,今年下半年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弹,如果看同比,我相信今年可能还会有明显的增长率下滑的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悲观一点可能只增长1%,乐观一点增长可能在3%,比我们原先预期的比如说5-6%的增长目标少一半,但是放到全球,跟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很可能是增长率最快的经济体。

我再讲一个大家平常不太注意的问题,就是这次经济冲击跟历次经济冲击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它的结构性特点明显。以前的经济危机,往往受冲击更大的是富人,而这次冲击了很多中小服务业,还有我们的出口加工部门,前段时间受冲击的恐怕是大量低收入群体,有失业率的上升、收入的下降,所以收入差距很有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扩大。这一点应该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警惕。

《国际劳工组织疫情监测第四版》指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青年失业率迅速大幅上升,目前已有超过六分之一的青年因疫情而停止了工作。© 新华网


长期来看,前一阶段的“浪漫的全球化”的终结,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共识。但是怎么看待所谓的狂飙突进的浪漫的全球化的终结呢?我认为是这样的,第一,不会退回到原子化的社会,因为技术的全球化几乎不可能再往回退,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第二,资本的力量还是强大的,大家要挣钱,中国这么庞大的市场,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资本要寻求的一个增长空间。

在这些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全球化不会倒退到二战以前,也不会退回到冷战结束前的情况。但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第一,全球化变成一个局部的全球化,而不是全球的全球化。第二,有可能会出现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应对?最近我参加了总书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召开的专家座谈会,总书记有一表述值得大家注意,也回应了大家对于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国际、国内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我们在走“双循环”,并且以国内循环为主的这个发展模式的时候,已经是逐渐恢复常态了。他特别强调,双循环不是不要国外的外向循环,而是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那我个人的看法,在这样的一个大政方针之下,中国经济接下来选择走的道路,还是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这也符合决策层对未来下一阶段中国发展的定位和指导方向。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全球化和市场化是有一些普遍规则的。如果真的要推进全球化,还是要更多强调全球的全球化,要建立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上。中国在接下来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更多强调,市场经济是有一些共性的,并不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强调我们跟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差异,而是说全球范围之内的各个类型的市场经济都有一些共同的基础和原则。但是我们要保持和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历史的传统。在全球化进程当中推进一种“大同小异”、“求同存异”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它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只有这样,中国接下来才可以有更好的作为,我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很可能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不可避免地要去承担全球化过程中的引领者这样一个角色的责任。

 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我同意陆铭老师的观点,虽然疫情重创了世界经济,但是从历史上来看的话,社会经济的这种韧性不可低估。例如黑死病的出现导致人口减少,这样的人口减少导致资本积累的加快,又鼓励了后来的经济发展。而劳动力的短缺,实际上也加快鼓励了技术的进步,水车跟风车在欧洲的普及就是为了解决黑死病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所以就像刚才陆铭老师说的,风险与进步是可以并存的。

可能我们看到疫情在短期内的这种经济影响是负面的,但是疫情结束之后的经济发展,不光是在中国,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一定都是负面的。

我们说西班牙流感导致美国各州的人均收入的减少,但是西班牙流感在1920年代末并没有导致美国各州人均收入的减少,也没有引起像印度这些国家的人均耕种土地的减少。而研究也发现,在1919年到1930年之间,那些疫情中死亡率最高、经济受到最大冲击的州,反而是美国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所以说经济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反弹,中国二季度就有3.2%的增长率,当然可能其他国家不会这么高,但我们也不要太悲观。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提的一个竞选口号是“回去就好”(build back better)。拜登首次提出“回去”是在去年7月11日。作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的拜登在纽约发表了其首场政策演说,在外交政策上呼唤多边主义,希望美国回归特朗普上台前的世界秩序。那些不想“回去”的美国人也许只能支持特朗普连任。特朗普竞选说要保持美国的伟大,等于是说不但不“回去”,而且还要沿着过去4年他的政府的方向继续走。美国政治中的“回去”和“不回去”之争,反映了美国巨大的政治极化和政治对立。在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否定了奥巴马政府甚至更早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这突出地包括美国政府推动的全球化政策、与中国的持续“接触”和全球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

我接触到的学者,他们强调说不管是回得去还是回不去,世界(包括国内)都需要重建。重建不仅是改革,是超越改革的。目前的多边体制,包括WHO、WTO这些都不能适应未来世界的变化和挑战。而不能重建,多边体制对美国的意义不再如以前。在全球层次上,集体行动(国际合作)应该是包括美国的,没有美国作用的多边体制,全球合作不是真正的全球合作,也难以成功。美国是全球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比如,美国仍然是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十分危险的是,现存国际秩序确实在垮塌之中,许多人表达了面对大厦倾覆的震惊和哀叹。覆巢无完卵。国际秩序的危机,是所有参与国际秩序的各行动者、各攸关方,不管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现在面对的最大风险。

“重建”这个词非常重要,但非常难以正确理解。拜登没有说“重建”,如果,我是支持拜登的美国选民,我其实不希望听他重复“回去”,而是希望听到他论述“重建”。重建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是什么关系?新的世界秩序到底是什么?中国是否在其中?世界分裂为至少两大秩序?中国仍然可以“不另起炉灶”还是终于“另起炉灶”?这些都是未知数,都有很大不确定性。展望未来,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这次全球化的疫情是一个突然提前到来的巨大历史转折点。

20世纪80年代是冷战结束的前夜。中国改革开放在冷战结束前就开始了。冷战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十年的终结是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学术问题。这里不展开。我只想说的是,邓小平当时提出说中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经济发展的最大外部条件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具体说就是没战争、不打仗。在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应该与这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即世界秩序分不开。这些年,我一直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结论之一就是这点。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繁荣、进步仍然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和平的世界。

世界秩序就如同做饭的灶台,没有灶台就做不出饭。在再次明确区分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国际循环这一块,能不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之灶台运行?中国国内的“循环”部分就不靠国际秩序了?实际上,内外循环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内循环这块也仍然离不开在世界秩序的灶台上运作。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能不能回归上行,我是审慎乐观的,所谓审慎乐观就是说是有条件的,取决于我们整个行动。社会学观察大量的社会问题都是以行动为基础,因为一切都是在过程中和行动中的产物。

能不能回归上行?我觉得就国内来讲,在行动方面有两点,第一个是说要注重科学防疫,避免用力过猛,还有避免反复,从社会期望的角度来讲,如果反复过于频繁,所谓士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若反复太多,后面再怎么打气也打不上去了。如果我们这次能做到科学,咱们在疫情之下也能有很好的发展。

第二个,要注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刚才陆铭老师着重讲的长期,我这里讲一下短期,疫情这个事情来的比较突然,我们社会总是有很多矛盾的,都是在矛盾中发展。但这个疫情的不同在于它造成了很多很突然的矛盾。而社会本身的矛盾,就像撒气一样,慢慢撒气问题不大,但如果是高速路上突然爆胎,情况就很严重。

所以疫情造成了社会结构上的一个剧烈调整,尤其是社会分化、社会不平等,造成我们大量人群有非常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正如我以前研究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大量的社会动荡都是由于剧烈发生的相对剥夺感造成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疫情造成哪些剧烈的社会矛盾,短期的矛盾要把它缓过来,要注意好短期和长期衔接,该救济就救济,短期没做好,长期肯定也不行。

我就强调这两点,这两个处理好了过后,我觉得回归上行没问题,中国社会是一个新生社会,整个价值观都还是比较乐观向上的,像SARS时期,大家觉得被病毒打蒙了,不是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吗?中国社会的韧性是比较强的,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国价值观,总的来讲都没那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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