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前面临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

南都观察
2020-09-23

 编者按 2020年,人类遭遇了多重挑战:疫情在全球多点蔓延,部分地区出现反复;美国“BLM”运动席卷全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局势紧张愈演愈烈,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前途未卜。风险社会已从抽象概念变成可感知的日常现实。


面对新的复杂局势,人类也许要寻找人和自然、不同文化、国家之间的新一轮平衡,经济、政治上,社会治理上,都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


在后疫情与后全球化时代,如何完善社会治理,应对可能长期共存的系统性风险?在南都观察2020年夏季论坛上,我们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五位研究者,分享对于“如何在风险社会生存”的思考。


以下为夏季论坛第四部分的现场实录。


 南都观察 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到,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况成为常态,那假如一切都变成危险的,某种程度上也就没有什么是危险的。假如无路可逃,那人们最终也就不必再庸人自扰,人们开始在风险社会,在歇斯底里和漠不关心之间来回移动……贝克是比较悲观的,但我们还是要挣扎一下,今天正是在讨论我们怎么样,我们既不能歇斯底里,也不要漠不关心,我们要找一个平衡点往前走。


现代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整个行动链条很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常常也是系统性的,不是一时一地或者是什么单独的力量如一个国家就能解决的。除了公共卫生问题,还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问题,都需要各个领域、各种力量协力应对才可能解决。这次疫情中,有的国家领导人也感染了新冠,没有人可以完全避免,全社会共同承担风险,所以也应该共同参与到治理当中,那我们怎样调动在自由中的公共性?最后就回到了重建的问题,我们如何共治风险社会?在群体融合、建设沟通机制和社会信任等方面,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每个人又可以做什么?


 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首先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三个挑战。第一,治理机构的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要得到强化,你要负责任,不能“甩锅”,一旦出了问题,要找到是哪个人负责任。从国际层面来说同理,像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它们的问责机制也要强化。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于2014年在埃博拉应对中的一开始的进退失据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对此承担责任,这就是问责机制缺乏的一个表现。


第二,疫情使全球化成为一个可能的牺牲品,但是去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更多。所以还是要强调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涉及到主权问题,又成为我们的另一个挑战。如何使主权国家让渡它的一部分主权,从而起到能够强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如国际卫生规范(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的作用。例如现在有人提出来,应该让国际卫生条例更加强有力,当一个地方发生疫情时,世界卫生组织能够不需要这个国家同意,就派出专家小组去调查疫情,这就意味着你要让渡一部分主权出来。


第三就是各个领域怎样协力应对一个问题,除了国家与社会之间要互相配合、互相协作之外,不同部门之间也要有通力合作、互相协调,即所谓的跨部门合作。在国际上我们也要充分发挥有关部门组织的协调功能。因为任何一个国际治理问题,如应对传染病的问题,不单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也不单是国际卫生机制就能够管理到的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机制,所以更加需要各个制度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有许多不是用“国际”(international)来命名的,而是用“世界”(world)命名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到了冷战刚结束的1995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本来,1945年后,人们是想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但ITO没有建立起来,只搞了一个GATT。从GATT到WTO,连升两级啊!以“世界”为名的国际组织代表了一种矛盾,一种不灭的世界主义的理想。


目前,在世界秩序的危机中,“世界”打头的国际组织似乎处于危机的中心。人们看到WTO、WHO等目前是焦点,比用“国际”打头的组织面对的挑战似乎会更大一点。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多边体制本来是全球的国际合作的平台,即全球集体行动的场所,是要解决人类共同的困境和挑战的,现在却成为了大国冲突(比如中美冲突)的场所。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时刻,9月有联合国75周年大会。这个时刻是一个危机时刻。联合国等代表现存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向何处去?如果走向世界无序(包括各种竞争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冲突)将使世界陷入21世纪的纷争,这如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百年和平”体制瓦解后在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是一样的,将直接影响长期生活在世界和平(世界秩序发挥作用了,世界就和平了)下的亿万人民的福利。


▲ 联合国大会第75届会议9月15日开幕,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到“21世纪需要更网络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 © UN News


 陆 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我就讲三点。第一,我们要改变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风险可能都是过于强调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第二,主要针对国内,我称之为构建一个可信赖的体系。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协同,来共同构成一个可信赖的体系,因为现代社会分工太细化,人和人之间如果离开互信与合作,只会放大我们的风险,而不会减少风险。具体来讲,政府方面,我非常同意黄老师说的,问责很重要,但我更希望问责机制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行政体系的管理上面,只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才能让我们的制度变得更加有可预期性、更加稳定,也能够增加我们对政府的信任。


市场方面,大家不要太担心,因为一个新的风险产生之后,市场有自己的韧性去调节。另外市场本身就有保险机制,我相信这次疫情中市场很有可能“反危为机”,促使一些新的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产生,就像上一次的SARS疫情催生了电商和线上活动一样,这次疫情很有可能会让一些线上活动,或者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大爆发。


社会方面,我认为接下来需要在社会互信,还有社会治理的改革方面大力推进。我们传统上过于依赖行政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甚至现在深入到了社区居委会,但在这样依赖复杂社会的时候,可能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往后还是应该给自发秩序提供更多空间,要有更多基于民众多样性需求和个性化需求的社会治理。现在中央高层也讲到共享、共治、共建,这方面应该要得到更多贯彻。


第三是合作,特别是国际的合作。接下来的国际合作是需要大智慧的,什么是大智慧呢?具体来讲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中国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时,甚至在一些政治领域存在斗争的时候,不能太强调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你越是强调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和针对性就会变得更强。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大同小异,寻求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与此同时,我相信国际社会能够理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制度、文化的背景,大家是可以达到求同存异,大同小异的。


关于大智慧,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一种“比烂”的模式,我们现在喜欢批评个别国家,比如“甩锅”中国,比如以中美冲突来转移视线并争取政治的利益,但中国不存在美国这种两党斗争的局面,我们完全可以再自信一点,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外交领域当中,有更多包容、大度,显示一种儒家的东方的智慧。比如你要去全球化,我就推进全球化,你要比烂,我就说我们要推进国际合作,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说中国接下来要走向封闭,那我就说我要搞大改革、大开放。如果你说中国要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就说我们不是要不一样,我们是要推进国际合作,如果别的国家说中国不负责任,那我们就说接下来在推进国际秩序和构建人类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全球的全球化,并且要承担我们的责任。人家说你们搞的是全球化是一个区域的全球化,我们就说我们想追求的全球化是一个全球的和谐的全球化。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国际形象得以改善,并且站到一个更高的战略高度上去推进下一轮的全球化。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文明的火山这个说法我非常欣赏。我觉得关键还是在我前面讲的,社会性与公共性的矛盾的问题上。传统社会是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张力没那么大,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人类的交往前所未有地扩大,公共性和连接社会性的张力就大起来了。在近代西方文明上影响非常深远的自然状态说,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怎样把那种相对显得比较野蛮的自然状态,变成比较文明的、可以合作的政治状态或者政治社会,关心的正是社会性与公共性的矛盾。


本来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治理时,在处理社会性与公共性的矛盾时已经很吃力了,现在随着我们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要在全球范围内来处理好社会性和公共性的问题,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均衡、更加平等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也是我们应对风险社会,应对所谓文明火山的一个根本问题所在。

而怎么来建构全球治理体系,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提出很久了,所以全球化也意味着问题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问题的出现。在全球治理的问题上单纯示好、求和可能也未必有效,还是得“和战”两手都有,有的时候可能要“以战求和”,这个“战”不是说打仗,而是有的时候该斗争肯定还得斗争,但具体怎么做是很复杂的,就不展开讲了。总之这个问题处理好,是我们应对风险社会的关键所在。


互动环节


 提 问 在疫情防控中大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少人担心个人隐私泄露。随着疫情稳定,人们生活回归正常,我们很多部门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却仍一直继续下去没有放松,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


 冯仕政 这个事情我觉得话分两头说,一方面,开始的时候疫情比较紧张,很多情况不明朗,这个数据收集难免过度一些,是可以体谅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确实就有一个隐私保护的问题了。我们要科学收集、科学管理,避免过度收集。过度收集不仅浪费很多人力物力,也可能造成对公民隐私的保护不力,甚至被一些人利用。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到处让你填身份证号,填这个信息、那个信息,都是一个破本子摆在桌子上,根本就没人管,谁拍照都可以,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所以开始的时候粗犷一点还可以理解,后面确实就得精细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停留在粗放状态,没有什么长进,这就需要反思和改进了。


 提 问 疫情对城市管理也是一场大考,您认为疫情中城市管理展现了哪些优势?又暴露出哪些不足?在后疫情时代,城市将如何发展?


 陆 铭 这不是城市本身的问题,而是城市治理模式的问题。我觉得这次疫情在早期爆发的时候,的确有一些混乱。一方面我们的医疗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没有很好去应对突发情况;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长期依赖于一种行政管理体制,社会发育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在应对复杂情况的时候,没能及时反应。未来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任何单目标的发展模式,都有可能忽略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方面。


在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里面,遗留下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加快解决。第一个,政府的行政体制里面还是比较注重短期的经济目标,如果提到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积极性很高,但如果要把财政支出投入在医疗卫生领域,相对来说,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高。尤其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由于我们认为传染病可能不会大规模爆发,所以大家对于由传染病导致的风险防控的投资其实是远远不足的,甚至像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我们发热门诊的数量都远远不如新加坡。所以政府要改变目标模式,不能片面强调短期单一的目标,要更加多元发展。


另一个城市发展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人在城市里长期居住,达到城市常住人口的1/3左右。在一些超大城市,生活和工作在本地超过5年的人口能达一半,超过10年的达1/5,但这样一些人长期以来没有在市民化竞争中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


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一些人失业了就只好回老家,回不了老家的就可能会在所在城市留宿街头,没有收入,也没有社会保障。在疫情一开始,早期资源比较紧缺的时候,大量外地人甚至已经到了流离失所的地步,住在高架桥下面,要捡一些东西吃来维持生命。这种状态虽然在后期逐渐得到了解决,但是我想说,如果不能把这些外来人口,特别是长期稳定就业和居住的人口纳入到我们的城市管理、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覆盖体系里面,对城市和谐、有效、可持续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个人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非常希望能够在未来很快地解决这些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覆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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