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厘子自由”到“买买买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

维舟
2020-11-02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3200余字,读完约需6分钟


“车厘子自由”最惹人争议的一点,在于它透露出浓厚的消费主义气息。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类似于所谓的“小确幸”,是生活中可把握的“小而确定的幸福”,但“小确幸”既未必是消费界定的(看到很美的晚霞也可以是),更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买杯咖啡同样可以获得),因为那本质上是一种内心的精神感受,不是由“想买就买”决定的。


近两年,“车厘子自由”这个略带几分戏谑的说法在网上很流行。顾名思义,这是指“购买车厘子时无须顾虑生活开销、为钱发愁的状态”,被视为初步实现财务自由的标志——之所以特别提到车厘子,只是因为它作为“水果中的奢侈品”,象征着个人凭借可支配收入、享有一定生活品质的某种基准线。


这最早出自2019年春节期间的一篇爆款网文《26岁,月薪一万,吃不起车厘子》,其中以一位据说是一线城市白领的口吻感叹,自己虽然月入过万,但却享用不起车厘子。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提到了女性财务自由的15个阶段,最基本的是辣条自由,随后是奶茶自由、视频网站会员自由、外卖自由、星巴克自由,然后才是车厘子自由,口红自由等等。类似的,也有人将财务自由划分为9个阶段,而车厘子自由仅是最低的“菜场自由”这个阶段,即“在菜场只要自己愿意买哪种菜就买哪种菜,不看菜的价格”。



▌由消费界定的有限财务自由


如何看待这个说法?各方可谓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这道出了自己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但也有人谴责这不过是“跟风贩卖焦虑的一个幌子而已”,还有些人不满“自由”被简单地与购买力画上等号,把这看作是年轻一代堕入物质化消费主义的体现,而剩下的一些人干脆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个梗,既不值得认真对待,更无必要深究。


这的确只是个流行文化现象,但它能流行起来,却势必是因为契合了普遍的社会心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绝非偶然。如果社会学者忽视了这个梗所透露出来的信号,才是失职,相当于浪费了一次解读中国社会变化的极好机会。


在“车厘子自由”的调侃背后,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虽然看似是一种“初步”的有限财务自由,仿佛还徘徊在最低阶的门口,但其实这已经不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车厘子”原本就是港台对“樱桃”的英文cherry的直接音译称呼,通常指进口樱桃,在一些线上生鲜平台的售价每斤约120元,而国产樱桃则要便宜近一半。换言之,“车厘子”本身就是一种非必需商品,一日三餐不吃它也能活得好好的,所谓“车厘子自由”所涉及的也就是一种以消费界定的生活质量,也意味着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已脱离温饱。


▲ 售货员正在向顾客推售来自智利的车厘子。© guojiguoshu.com


虽然月薪1万在国内而言确实收入不低了,但横向对比来看,要实现“车厘子自由”,即便在富裕的日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2009年,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夫人鸠山幸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说,她很喜欢上海,住在那儿时,每天都要吃一个西瓜。话音刚落,台下一片惊叹声。因为在日本,西瓜可不是一般的贵,个头不大的一个,通常也要五六千日元(近400元人民币),也正因此,日本超市里的西瓜大多都是切成片,论片卖的。这是什么概念?日本的大学生毕业新入职场,月入也就20万日元(人民币约1.3万),每天吃一个西瓜几乎相当于全部工资都拿来买西瓜。相比起来,在国内月薪1万如果都拿来买车厘子,差不多每天够吃两斤半了。


日本的水果那么贵,除了土地少、人力贵、关税高,还有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为了保证品质和高利润,农户都会将品相差、甜度低的水果处理掉(例如用来作果汁或饲料),能在超市亮相上市的都像是工业化流水线上出来的那样,标准化、高品质,这样当然单价高昂。正因此,国内一旦引种成功实现量产,单价往往低廉得多。像号称“葡萄界的爱马仕”的日本晴王葡萄,一串能卖到12960日元(约合836元),但现在上海近郊培育成功的同一品种,采摘价每斤仅20元。


这样看来,“车厘子自由”远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基本”,而确实是一种堪称“奢侈”的高品质生活。尽管这个调侃背后也隐含着对物价高涨的无奈,但事实上,国内由于人工费低廉,很多人享受着外卖、打车、上门维修、下馆子、雇保姆这类在发达国家相当奢侈的服务而不自知,仿佛这些都再平常不过了。其实想想就能明白,在任何社会,能实现财务自由的都是最富裕的极少数人,大部分人都不敢梦想,更别说在26岁时就实现这一梦想了——大概也就充满了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中国社会才能这样。


当然,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意味着一种有节制的自我规划:人们并未要求一步到位地实现完全财务自由,而是把这看作逐步实现的人生规划。就此而言,“车厘子自由”就像是“先实现一个小目标”,可见人们很清楚梦想实现的难度,于是退而求其次,先把握住一个可欲的标准,而这,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有物质保障的体面生活。



▌中国式的“自由”


“车厘子自由”最惹人争议的一点,在于它透露出浓厚的消费主义气息。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类似于所谓的“小确幸”,是生活中可把握的“小而确定的幸福”,但“小确幸”既未必是消费界定的(看到很美的晚霞也可以是),更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买杯咖啡同样可以获得)因为那本质上是一种内心的精神感受,不是由“想买就买”决定的。


实际上,国内生活真正物有所值的,并不是这些物质消费,倒是某些领域的“精神消费”。仍以日本为例,除了饮料,超市里的面包、便当等食物价格也未必比国内一线城市高多少,但书价则动辄都在国内三倍以上,加上严格的版权保护,无论是买碟还是网上看片,都比国内贵出许多。一张正版碟在日本售价早就高达3800日元(合245元),网飞(Netflix)的标准会员价是每月11.99美元(合81元),而在国内,这通常都花不了多少钱:市面上的盗版碟不过几块钱,多数视频平台的会员费也仅是每月15元而已。


也因此,我一位朋友感叹:“买书这件事就和吃东西似的,年轻的时候觉得好花钱,现在觉得再怎么拼命买其实也花不出钱的大头。”文化产品在国内之低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到了行业性危机的程度:由于刚脱离温饱不久的中国人仍不习惯为精神生活多花钱,以至不仅知识产权得不到很好保护,创作者也不受尊重、难以获得体面的收入,大多只能在贫困线边缘挣扎,而这对文化生产无疑是相当不利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社会看来遇到了两难:已满足物质需求的有钱人不追求精神满足,而有精神追求的又大多自认是穷人。


在这一意义上,“车厘子自由”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生动写照:新富起来的一代精神需求赶不上财富增长的步伐,而有很高精神追求的人基本上富不起来,于是人们往往是囫囵吞枣,大多是先追求物质满足,再找东西填补精神的缺失。在顺序上,物质满足被优先安排在第一位:“物质需求都满足不了,还要我追求精神?这不是强人所难?”很多人甚至进而相信,物质满足本身就是精神满足的源泉:有钱就有地位,被崇拜,哪怕只是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这就能带来成就感乃至自由感。


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社会演进路径,不像近代早期的英国《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那样着眼于“自由地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也不像德国那样注重自足的心灵不被外界所左右,倒是落在一种去政治化的、对物质的自由支配和自由享有上。社会学家孙立平在1990年代初曾提出,“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的确,那时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更多地接近于从原有的社会架构(单位、土地、宗法社会等等)中脱嵌出来,自己去“闯”和“漂”,而现在的“财务自由”虽然仍隐含着“在实现之前,必须忍受工作的束缚”这一点,但更多的却落在“财务”上。


“自由”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其现代含义,却是1872年由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引入的。他在翻译密尔的《自由之理》时,借用了古代汉语中的“自由”一词,并自己译成汉语文言文:“人世之大道理,何为最要?曰:宜使人人得自由发展其才性,自抉手眼,另开生面,千殊万端,各呈其美。”然而问题在于,“自由”的含义复杂丰富,在西方更有其特定的价值观与基本预设,而古汉语中的“自由”其实突出的是人格的自主性,在家长制下有时被指为“自作主张”,也就是完整地自我主宰的道德理想。在道家哲学中,它往往还意味着一种“逍遥”、不受限制的无条件自足。


就此而言,“车厘子自由”在内涵上所体现出的,倒是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对“自由”的理解: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尽其所能地追求现世的福祉和满足。虽然它到了现代,以“财务自由”的名目重现,但内在基底却是传统的。这乍看起来是消费主义的,但除了中国人一贯以来的务实、现世的文化取向之外,这恐怕也是因为人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这些才是身处夹缝中的自己能够不受限制去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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