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杨笠……抵制抵制杨笠……抵制抵制抵制杨笠……

从易
2021-03-25

从易

全文39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时下不少人愈发熟稔地利用举报来攻击对手。如果是违法行为,公众有检举的权利。但互联网上的举报正在被滥用。不同意某个学术观点,不支持某个讨论,动辄挥起举报的大棒。为了让举报成功,就各种夸大其词、上纲上线。而且举报还常常可以成功,这样的正反馈给了举报者一种权力的幻觉。


当今的社交网络上,“抵制”正在愈发频繁地发生。远一点的如去年肖战227事件,既有“抵制肖战”的运动,亦有抵制“肖战抵制者”的运动。


而最近的案例有关英特尔与杨笠。3月18日,英特尔消费类产品官方账号发布微博宣传英特尔笔记本电脑,脱口秀演员杨笠在广告中化用了自己在脱口秀节目中的梗:“英特尔的眼光太高了,比我挑对象的眼光都高。”一部分男性网友认为英特尔请杨笠做广告,是在冒犯它潜在的男性消费者:“男性作为电脑消费的主力,竟然要被这般侮辱”。他们发起“抵制杨笠”“抵制英特尔”的行动,英特尔很快删除广告。


这并非部分男性群体第一次抵制杨笠。今年的《脱口秀反跨年》播出后,已有人向国家广电总局举报杨笠的演出内容,认为她“涉嫌性别歧视”“宣扬仇恨”“制造性别对立”。


▲ “普却信”已经成为新的互联网流行词。 © 腾讯视频

这引发了杨笠的女性支持者的不满。一个女性网友写道:“我仅代表自己,不会使用任何撤掉杨笠,以讨好仇女者、压迫者、违宪者的品牌。”女性们发起了抵制“抵制杨笠的英特尔”的行动,我朋友圈里也有女性朋友为此专门发声。

面对频繁的抵制行动,我们对“抵制”本身的探讨仍比较有限。比如“抵制杨笠”,与抵制“抵制杨笠的品牌”,这两个“抵制”的性质一样吗?社交网络时代,“抵制”文化愈演愈烈,它究竟是否具备正当性?



抵制与话语权争夺

抵制并不只是存在国内,也不是个别现象,它也是这两三年欧美学界广泛讨论的一个议题。只不过在西方学界,它们不叫“抵制”,而是叫做“取消”。欧美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同样有扩大之势,比如J·K·罗琳因其对跨性别人士 的态度而被人们抵制,纽约时报前评论版主编James Bennet因报纸刊发参议员Tom Cotton的评论文章而被迫辞职。

Cancel的英文语意原是指取消,比如取消某一项活动,或取消某本杂志的订阅,而今Cancel还指向具体的人,“取消文化”要求取消对某一个人的支持,从他/她的作品到他/她的工作,甚至包括他/她的合作对象。因此,"取消"与中文语境里的"抵制"颇为相似。二者都是希望被抵制的对象付出真实的代价,或声名狼藉,或失去工作,或被迫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为何要抵制某一个人?通常情况下,是因为他/她曾经发表过或者做过冒犯或伤害某个群体的言论或举动。通俗点讲,就是一个人有“过错”——至于“过错”的认定,则是以群体的认知为准。抵制通常是法律之外的道德补充,因为当事人的行为并不违法,只能通过抵制来实现对当事人的惩戒。


但如果以为抵制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也是一种误解。譬如有些男性网友抵制杨笠,他们不只是抵制杨笠,而是抵制“杨笠们”,希望以此杀鸡儆猴,实现寒蝉效应,让其他像杨笠一样想要吐槽男性的女性“闭嘴”。


如果我们认识到言说的重要性,那么因为某人或某群人的言论发起对之的抵制行动,本质上就是话语权的争夺。群体以抵制这一行为告诉当事人及其追随者,你们的言说方式是“错误”的,必须以我们为准。从肖战风波到杨笠风波,抵制者与反抵制者的撕扯,折射的是话语权的激烈争夺。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以抵制为手段的话语权争夺?



▌弱者的武器

对于原本就处于话语权弱势地位的人来说,抵制文化是一种捍卫权利的“武器”。因为当抵制成为一种运动时,就说明了参与者众多。弱者往往怯于单打独斗,但在群体里他们分享着发声的勇气。

当一部分男性成功抵制了杨笠后,很多女性也发起抵制“杨笠抵制者”的反制行动,她们不仅仅是想捍卫一个人,更关键的是,捍卫杨笠的言说方式,捍卫女性的话语权。


对于杨笠吐槽男性的段子,从我个人角度,我很同意知名脱口秀演员黄西的观点,“脱口秀的优点之一是给弱势群体吐槽强势群体的机会。以前喜剧里拿残疾人开玩笑,拿女性开涮,吐槽社会底层,但极少有人抗议这些三观不正的段子。杨笠调侃社会上占强势的男性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她是在讲段子,她嘴里的‘男人’不是指所有的男人,是指一些没底线的男人,再加上喜欢对号入座的。”杨笠站在话语权弱势地位的女性立场上,对男性展开吐槽,这是脱口秀给予女性的自由表达的机会。


国内脱口秀女演员中,除了杨笠,双胞胎姐妹颜怡颜悦等亦频繁调侃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与规训。然而,为什么只有杨笠成为男性攻击的靶心?杨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竟然以男性“凝视”女性的眼光去“凝视”男性。比如她说,“不知道他那个小脑瓜里在想些什么”,诸如“小脑瓜”一类的用词,就是将男性放在一个被“凝视”的位置上。但杨笠并非是“厌男”的,相反,她对男性充满好奇和喜爱,比如她在节目中多次谈到想和男性谈恋爱。


男性习惯了“凝视”女性,习惯了对女性评头论足;可是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凝视”,并且无论台上的杨笠还是台下的女性观众都哄堂大笑时,便感到男性的权威和尊严被冒犯了。如果女性都像杨笠一样,那么他们居高临下的话语权和其他权威就无从建立。


这就是抵制“杨笠抵制者”这一行动的意义。女性抵制屈服于男性压力“取消”杨笠代言的品牌,是因为她们要捍卫杨笠的话语权,她们希望杨笠不会因此噤声,而是继续勇敢地表达。当杨笠说得够多了,互联网上这样的声音普遍了,或许就会有更多男性真正意识到习焉不察的对女性的“凝视”。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少弱者发起的抵制运动,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227事件,网友并非因为看明星不顺眼,而是对小众亚文化被打压的熟视无睹,以及公众人物对这类打压的“沉默”。


▌强者的自我维护

有意思的是,抵制文化不仅仅是弱者在使用,强者同样在熟稔使用。这里所谓的弱者、强者,不是指的某个个体,而是群体在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中的普遍位置。比如在传统乃至当今大部分社会里,男性是相对女性而言的“强者”,是两性关系中的既得利益群体。


在女性抵制“杨笠抵制者”之前,是男性率先发起抵制杨笠的行动。很多男性抵制杨笠的理由是,她“挑起性别矛盾”“仇恨男性”。换句话说,在他们眼里,杨笠是在号召女性“抵制”男性。


矛盾的是,很多男性并没有意识到,在此前漫长的生活中,他们始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逾越男权规定的女性。这一次,他们将同样的方式用在杨笠身上。社交网络时代让这种抵制变得显而易见了。但在前互联网时代,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男性动辄“抵制”女性,比如通过荡妇羞辱把一个女性排挤出正常的社会秩序。但男性并不认为这样的抵制有任何不妥,既非加剧性别对立,亦非仇恨女性,一切都是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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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女司机”和车祸联系起来,是最常见的污名化。 © Pixabay

杨笠只不过是在言语上嘲讽男性(谈不上抵制),他们就要扣上“仇恨男性”“厌男”的帽子,认为这样的言说是危险的。与其说是为了捍卫权利,毋宁说是要捍卫权力,捍卫传统的“强者”位置,捍卫他们相较于女性而言的话语权优势,捍卫他们的居高临下。

强者对弱者抵制运动的反对,或者强者对弱者发起的抵制运动本身,有必要更加详细地甄别他们的出发点,很多时候强者声称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



▌“举报了!”

取消文化在西方社会风行,总的来说,它们属于一种“民间”行为。J.K.罗琳因为她的言论引发争议,哈利波特的两大粉丝网站就与她切割,很多网友号召不买她的书,一些出版社工作人员拒绝为她服务……然而,她的书籍依然可以出版,依然有很多报刊杂志争抢着发表她的文章……有人反对她,但同样有人表示支持她。


这就是民间话语权争夺的特征:它是一个动态的博弈,双方各有其立场,在讨论中辨识真理,无论如何都比一潭死水强。


同样地,无论是支持抵制杨笠还是反对杨笠的,只要是网友自发的运动,那么无论你站哪一方,都不妨允许这种讨论存在。


国内的抵制文化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由民间抵制上升到向公权力的举报,企图通过公权力的干涉,剥夺对手的话语权。如果公权力介入,往往就有盖棺定论的意味,博弈就成了“剥夺”。


诚如前文所提到的,抵制文化里的“过错”是主观的,虽然它符合群体的普遍认知,但并非只要群体认同的东西就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我们才希望抵制文化始终是在民间范畴里自发进行——哪怕是群体对“过错”的判定有问题,它仍能在讨论中得到申诉的机会。比如J·K罗琳也许对跨性别群体缺乏足够的同情,但她对生理女性权益的维护却值得赞许。


可诉诸于举报就不同了。比如227事件,同人创作者以肖战为创作对象,这一行为是否恰当尚可讨论。然而,粉丝直接举报同人创作平台,并最终导致这一网站被“墙”,这一行为就是利用公权力彻底剥夺对方的话语权,褫夺了辩论的可能,也不留任何纠错的余地(如果这一行为有过错的话)


如果抵制变成借助公权力的打压,一劳永逸地拒绝讨论的进行,就意味着言论空间的压缩,以及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威胁。


时下不少人愈发熟稔地利用举报来攻击对手。如果是违法行为,公众有检举的权利。但互联网上的举报正在被滥用。不同意某个学术观点,不支持某个讨论,动辄挥起举报的大棒。为了让举报成功,就各种夸大其词、上纲上线。而且举报还常常可以成功,这样的正反馈给了举报者一种权力的幻觉。如同《叫魂》里说的,“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如果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讨论,一种话语权的纠纷,那么抵制文化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因为有抵制,就有反抵制,有抵制者,亦有抵制抵制者。尤其对于弱者而言,每一次广泛讨论,都是话语权扩张的机会,虽然会遭到反扑,但任何事物在前行中总会有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自由的思想市场上,只要双方都可以发言,经过讨论、交流、甚至是妥协,总能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


真正有必要反对的,是对举报的滥用,公权力的过多介入会让民间失去活力,让话语权进一步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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