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拯救的是县中,还是被迫留在县中的学生?

刘远举
2021-03-23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媒体撰稿人

全文4800余字,读完约需11分钟


一个村庄、一座小城市,如果它逐渐收缩,人口向更大的城市转移,这表面上是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的凋零,但实际上,是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去了他们的梦想之地,拥抱了更多的希望。不应哀伤,而应庆祝。同样的,好学生离开了本县,是可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更接近他们的梦想。


日前笔者写了一篇《不必拯救县域中学》,认为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县中的衰落”是城市化聚集效应的必然结果,所谓“好”学生向一些超级中学集中,是市场化的选择,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文章发表后,总感到意犹未尽,也看到一些不同意见,因此尝试围绕这个话题,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近年来,一些县里的县中,高考成绩呈下滑趋势。与此同时,一些好的中学,跨区吸引优秀学生与优秀老师,成为“超级中学”。这引发了很多争议,尤其是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忧虑。这也成为很多政策建议的关注点,不少观点认为,应该禁止优秀的初三学生,跨地区选择高中。


不过,这一观点背后,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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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县中的教研活动。 © 四川新闻网


▌教育产品市场:购买者与提供者

首先是“县中衰落”中的生源流失问题。离开县中跨区去好学校,是学生与家长的选择。如前文所说,家长为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是非常正当的动机。城市里的家长不惜大价钱送孩子上培训班、购买学区房,让孩子能进入好一点的学校;同理,农村的家长在财力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为孩子选择一个更好的学校,也无可厚非。


然而,现在却出现诸多建议,要求对这些初三学生实行更严厉的户籍管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剥夺了他们在市场上自我救济,接受更好教育的权利。


其次是所谓的“师资流失”。离开县中,这也是很多优秀老师的选择。大城市中,优秀的老师获得的回报更大;同时他们也能接触到更好的学生,老师的教学更容易出成绩;教学相长,对老师自身的发展也有帮助。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子女的发展,总体上,不考虑体制束缚的因素,县中的优秀老师必然会跳槽到“好学校”。


最后,作为教育提供者,县中与县中之间,存在着市场竞争。县中涉及到各种利益。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政绩有关。亮眼的高考数据对官员与校长有利。制造出差别后,还会有各种入学、安排人员等寻租空间。此外,有的县还会拿县中进行“土地财政”规划,收一块农地,规划为教育功能区,周边盖商品房卖给陪读的家长。


所以,县中可以视为一个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比如用数以万计的奖金奖励上名校的学生;用奖学金吸引初中尖子生与有潜力的复读生;抢夺好的老师。超级中学,就是这种竞争的成功者。而禁止学生到外地的地区,则是这种竞争的失败者,动用行政力量干涉市场的自我调节和资源配置。


竞争中的优势者产生虹吸效应,进一步促使优秀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向个别最优秀的高中集中。正反馈不断循环,这样,在一个省或市内,高中布局就形成了“金字塔”形态。


这三者中,学生、家长与老师,相当于在市场中做选择,而学校,则像企业一样参与供应主体间的市场竞争。一个地区好的高中,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有起伏的。和所有的市场竞争一样,这种竞争的背景,就是聚集规模效应,或者直白来说——城市化。


聚集可以产生规模效应,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与服务,这是铁的经济规律。和市场中其他产品与服务一样,教育服务也遵循着聚集效应。好的教育资源向中心点(城市/特定县城)聚集是一个趋势。超级中学只不过是城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超级中学的形成,背后有当地官员、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各方主体的合力,而背后深层次的经济规律则是:聚集规模效应与城市化。



教育公平:关心县中的前途不如关心学生的前途


的确,超级中学汲取了好的老师与学生后,被汲取的县里本科率会下降,因为好学生的升学,被计入了其他地区。看起来,超级中学造成了地区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等。但是,县中的成就不等于学生的成就。如果不是县中的管理行政人员,作为一般的学生、家长,乃至本地的居民,为什么要关心某个县的县中有没有考上知名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要关心县中的升学率,而不是关心本县学生、本县子弟,到底有多少考上名校,关心他们的升学率?难道他们去了其他县、市上学,就不是本县的孩子了吗?


正如县中的成就不等于学生的成就一样,县中的利益也不等于学生的利益。


好学校基于规模的优势,基于聚集的优势,始终是存在的,这就像三线城市一般不会有顶级大学。


在不那么“好”的县中就读,由于师资薄弱,同学间的相互促进不够,学习氛围不足,很多学生无法取得自己本该达到的成绩,在高考竞争中,比不过在超级中学和城市高中上学的人,被行政命令和体制捆绑在资源短缺的地方,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


依靠行政体制力量,硬留住学生,县中的升学率也许会有提高,但这种做出来的成绩,不是真正的成绩,而是牺牲学生做出来的虚假繁荣。那么,广大的县域学生,离公平的应试教育就更远了。


依然是从学生个人的角度看,一个从县里来的学生通过跨区考试,挤掉一个不如他的城市学生,进入这个省最好的高中,或者某个超级中学。从公平性角度,这是基于能力的竞争,以能力论资格,这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县中进入超级中学,获得更接近全省最好水平的教育服务,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省域的教育公平。这表现在升学率,就是以学生户籍来计,县域升学率会上升。


当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时,就会发现,所谓拯救县中,关注的是学校的利益,而非学生的利益;关注的是县教育局局长的利益,而不是学生的利益。



▌其实,县中衰落的背后是县城凋零

有人说,学校的聚集,使得“一所学校挺出来,就有一批学校倒下去”。其实,何止如此,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崛起,就有一批县城凋零。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认为,撤并小县条件已经成熟,她在两会上建议优化县级行政区划,推进小县合并试点,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人的小县先行合并试点,减少行政资源浪费,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她举例,西部某省52%的县人口流失,越是人口规模小、经济欠发达的县人口流失越严重。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不过,人口虽然减少了,但县级行政区划仍设有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且配套建设办公场所等基础设施,由此,财政供养人员仍有6000余人,财政供养人员比为1:5。从财政收支看,当地财政收入仅3661万元,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8.65亿元。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这也是发改委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及“收缩型城市”概念。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到我国一些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现象。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龙瀛的研究,在2000-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流失,同期出现人口流失的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则超过一万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吴康副教授也曾发布研究成果称,2007-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有些城市甚至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这意味着本地人都出去了。


所以,县都保不住,何况县中!如果人从县城到城市是好的,那么,为什么高中生到城里读书就是坏的?能去市里读书的学生,以后还要去北上广深,去纽约悉尼伦敦。强制他们不准去好的高中,也就只能留住他们三年,为县中升学率做贡献,以后还是要走的。



▌教育投入:如果逼学生上薄弱的学校不公平,那么是不是可以加大投入把它们变成“好“学校?


前文说到,用行政命令禁止学生流动,把他们捆绑在资源薄弱的县中,对学生本人是一种很大的不公,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大投入,优化县中的资源,保证他们在家门口也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服务呢?


撇开需要投入的成本不谈,这体现了一种抗拒集聚,抗拒城市化的思维。


某种程度上,一直以来,中国一直在抵抗规模聚集城市化的趋势,试图把人限制在小城市、限制在农村。如今提出禁止初三学生跨区读高中,这就是这种世界观的最新体现。


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廉价地供应商品,不管是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都是如此。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地区经济的均匀性。换句话说,平均才是意识形态上的“好的”。大城市这种高度的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尖锐矛盾的。这必然使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的中国人更容易强调大城市经济局面的负面因素。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听到很多所谓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的论调,实际上这种论调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就像这次,提出禁止初三学生跨区就读高中,理由也是“均衡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也许是不平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均衡。在经济学中,经济均衡或市场均衡指的是市场达到以下的条件:一件商品的市场价格达到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的那个价格。聚集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优化配置,正好有利于供给量和需求量平衡,体现真实的价值,达到市场最优。


一个村庄、一座小城市,如果它逐渐收缩,人口向更大的城市转移,这表面上是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的凋零,但实际上,是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去了他们的梦想之地,拥抱了更多的希望。不应哀伤,而应庆祝。同样的,好学生离开了本县,是可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更接近他们的梦想。


所以,既要接受收缩型城市的趋势,也要接受非义务教育阶段,好的学生、好的老师聚集的趋势。而接受这种趋势,关键是要破除“均衡=等同”的陈旧世界观。


不过,理念是一回事,当地教育部门的政绩,则是一个更直接的动机。那么,从技术性的角度,一种可能是要把一个县的户籍高中生的升学率与地区升学率结合起来。由此,从个人而不是学校的角度去衡量教育成就。这一方面会减少对高中生流动的限制,另一方面还会刺激县域教育系统加强对初中教育的建设。


而对流入地而言,当学生有权自由流动、选择优质教育资源成了共识,如何减少对外地学生入学的限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效率与平等:县城的公共服务就不重要了吗?

谈到放松户籍,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并享受更均等的公共服务,赞同的人甚多。因为这不但有利于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而一旦涉及教育,很多人就会放弃这一理念。但问题是,为什么名校大学生毕业,不用强制回到县里,而通过行政手段,把优秀的老师、学生强制留在县里,很多人就觉得天经地义呢?


这个逻辑上的矛盾,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教育是应该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权得到知识和自我发展,所以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提供(质量接近)的教育服务。然而,教育的所有阶段是不是都在遵循个人发展的目的,并因此需要平等地被提供呢?


当下的教育其实有两种职能。一种是传授知识,另一种是选拔人才。不同阶段的教育,其偏重不同。义务教育阶段偏重传授知识、强调公平;而高中不是义务教育,高中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大学,是选拔人才,竞争性择优,所以,就更应强调效率。


当然,这也不是说要完全撤掉县里的高中。县城高中也有传授知识的功能。它承接乡镇学生,在城里上不了学的学生,也会回县里。因此,县城的高中仍然是有必要存在的。但必须客观承认的是,从教育的选拔竞争性角度,在省、市的范围内出现分化,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率和公平的。


城市化必然意味着县城的衰落。但并不是说县城的人不重要,可以被公共服务抛弃。一些不可移动的公共服务还是要加强,但可以移动享受的、低频的、可以集中的,比如看大病的需求,可以由市场来优化和调节。


教育与医疗非常相似。与超级中学同理,医疗行业也有超级医院。高端医疗资源必然集中于大城市,不可能分布在县医院、镇医院。虽然在空间上集中了,看病需要跑很远,会造成“不方便”,但对患者来说,可得到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反过来,把一台核磁共振的经费均分给乡镇医院,把顶级专家派往乡镇医院,看起来,乡镇医院得到了拯救,但最终,这个省治疗大病的能力下降了。


乡村的衰落,是农民借着市场经济,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迁徙自由,通过“用脚占取”的方式,进入到大城市分享改革成果,纠正过去不公平的城乡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同样的,一个县的初三学生,能够在全市、全省范围内选择学校,也是一种打破户籍、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方式。此外,限制县城初三学生跨区就读,也不符合“提升外地人享有公共服务水平,鼓励随迁子女就近就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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