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五万的清华男,仍然逃不出“普却信”?

作者:章罗储林


近日,一则征婚帖子引爆网络。来自山西的张某玮在某社交平台发布的征婚帖中宣称,自己月入五万,是一名“斜杠青年”(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本职工作是大学老师,欲找一名有意在当地长期发展的姑娘恋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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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某玮发布的征婚帖。 © 豆瓣


最开始,一些人支持他的举动,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外貌不体面,不是单纯地征婚,而是炫耀收入与学历,“在小地方过美滋滋的日子”。事情很快发酵,和网络上反复出现的交锋一样,这个针对个人征婚行为的评论不久便成了两性对立的又一次口水战,用网络流行语说,这是一场“女拳”与“普信男”的混战。


“女拳”被其反对者认为是一些女性借着男女平等的幌子,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实则过分强调女性权利,认为男性没有好人,强调女性拥有特权的风气。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常常被扩大化用来攻击倡导女性权益的任何群体。而“普信男”出自著名的脱口秀。“为什么他(男人)看起来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随后被引申指向普普通通,样貌一般,收入一般,但是对自己的判定虚高,有着迷之自信的男性。之后更进一步被用来攻击任何“不够优秀”的男性。


这些年,互联网上有关婚姻的争论越来越多,一些网友自然而然地以性别为界限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方强调女性权益早已过高,女性都是“只知权利,不知义务”的“田园女权”,另一方的观点则一言以蔽之,“男人皆祸害”。婚房彩礼,则常常是争论的焦点。


▌经济上受伤:婚房彩礼背后的赚赔逻辑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大多数人不自觉的概念认知:在涉及到身体的观看、触摸和性的问题上,男性多半是“赚到”,而女性多半是“吃亏”。在《豪爽女人》中,何春蕤将这种现象称为“赚赔逻辑”。


简单来说,她认为赚赔逻辑的形成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们对于性的贬抑及对所谓贞操观的坚持。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就应该忠贞、从属于某个男人,女性的性与身体,也不是女性自己能任意提及的事。在这样的观念下,女性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保持自己身体的“完整性”。第二则是父权制度对于这种贞操观及处女情结的掩饰。父权制度通过创造一个相当特别的观念,即女性的身体是珍贵的,来让女性产生“保持身体完整”的自觉意识,并使女性认识到,只要给出身体,就是一件代价极高昂的事,从而使女性的身体能尽量“忠于”男方。


这些观念被整合后的结果,就是赚赔逻辑:如果女性没有得到男性给出的对于婚姻或交往的承诺作为交易代价,而轻易给出身体,那么绝对是自己吃亏。而对男性而言,女性的身体既然如此“昂贵”,女性也不能轻易给出自己的身体,若自己能在无意中得到,甚至不用付出太多代价(传统观念下这种代价包括婚姻、感情)就能得到,那自然是赚到的事。


这种物化女性身体的结果,就是婚姻意味着“获得”女性的身体,相应地,男性就需要为这份“获得”而有所付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李永萍在《南方和北方的彩礼是一回事吗?》一文中指出,“在南方宗族性村庄,比如在广东清远,彩礼仍然被认为是对女方父母的补偿,在江西,当地的农民把彩礼叫做‘奶浆钱’和‘育生钱’。从这种叫法也可以看得出,彩礼是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补偿。在北方农村,主要是在华北地区比如河南农村,彩礼主要是给新婚小家庭的。但在结婚之前,会专门有一个给彩礼的仪式,名义上彩礼仍然是给女方父母,但是女方父母通常都会在女儿出嫁时把彩礼全部给女儿。”


尽管南北方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婚房彩礼的要求同样可以被视作是赚赔逻辑的产物。不论是给予父母还是归还给女儿,正因为女性的身体如此“珍贵”,娶的一方才必须给予一些补偿。
当然,在今天,婚房彩礼的存在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早已不只是“赚赔逻辑”的产物。传统上女性被假定为结婚后需要承担家务、育儿、照料家人等无薪的劳动,生育后女性进入/回归职场又很更可能被假定为不务正业、没有职业追求、会为家庭牺牲事业,其社会评价、薪资和升职机会无一例外将受到负面影响。婚房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婚前女性及女性家庭需要得到的一粒“定心丸”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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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房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婚前女性及女性家庭需要得到的一粒“定心丸”和补偿。 © unsplash.com


▌心理上受伤:“男性必须具有男性气概”


在父权制的影响下,社会通常预设一个“好父亲”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典型特征是在于阳刚、有竞争力、能够养家,也就是“男子气概(masculinity)男子气概指涉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认为男性该有的特质与理想,还强调这些特质是判定一个“成功男人”的重要指标。反之,落入贫穷阶级的男性(loser),反映的是男子气概的挫败经验。


当父权社会仍旧将男性视为异性恋关系里的主动方,以及异性恋家庭里的主要抚养者,加上社会以个人的经济生产力和消费力评估个人价值,男性的经济能力便更加成为用来评量一个男性是否符合父权社会所设下的“合格男性”标准的重要指标。在这样的要求下,展现自身财力也成为在关系中掌握主动性和控制权的关键。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下,“经济能力”与“合格男性”这套逻辑自然也被应用在家庭关系中,成为评量男性是否是“理想成家对象”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评量过程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男性自身也经常内化这些标准,以此期许自己成为社会上可受尊敬与赞扬的男性样板。
并且,男性经常在这样的评量中彼此竞争。成家结婚的男性所渴望取得的,往往不只是女性的爱慕,更是其他男性的认可甚至崇拜。


换句话说,“性别是建构的结果”,我们并非生下来即是“男人”或“女人”,而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变成”社会定义下的男人与女人,成家便是其中一个过程。对男性来说,成为男性代表要在经济上证明自己,进而在成家时展现经济能力,借此对女性证明自己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候选人。同时,他们也借此追求、实践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包括展演阳刚气质、建立主流社会眼中典型的亲密关系,来跻身“阿尔法男(alpha male)”——也就是在群体中拥有主导权的男性——的行列。


婚房彩礼在这样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明确且可比较的标志,让女方、双方家庭甚至社会都得以评价男性的“男性气概”,男性也在这样比较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满足与他人的认可。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经济上的沉重压力。


在过去性别角色相对僵化的时代,这样的概念得以不受挑战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当社会开放性逐渐下降,社会经济不平等持续扩大,而女性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参与度逐渐增加,不断冲击着原来不言自明的性别规则与边界时,男性在公域的经验受到来自女性的挑战,同时也被期待在私域中做出改变,必须学着扮演所谓的“新好男人”。


传统的阳刚权威受到打击,但旧日的规范却还未完全消除。女性更借由这一契机,来寻求自我成长、保障自身权益。许多男性惊奇地发现,用以彰显男性主体优越性以及赢得男性群体认可的资源——地位、金钱、工作甚至女性——都无法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地被获得,这不仅让他们产生了阶级滑落的担忧,更使之陷入了对男性之间认可纽带断裂、自己被认为“不够男人”的恐惧中。


实际上,在父权结构下,女性的确更可能是受害比较严重的一方。但父权结构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同时压迫所有性别”,除了女性在父权结构下被轻视、歧视外,男性也被父权结构要求呈现出某种样貌(如具备男子气概、养家能力);同时,所有性别也都有人在这个结构中受益(女性要求男性担负某些“理所当然”的义务,男性则把女性当做弱势、卑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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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权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压迫所有性别,普通男性也面临无法满足“男性气概”的焦虑。 © unsplash.com


界面文化曾在《男性弱者的“红色药丸”:全球视野下“女权压迫男性”的迷思》一文中指出,“男性弱者”成为普通男性攻击“女权压迫”的重要话语逻辑之一——他们要么抱怨女性占有的好处太多,占据了男性本应该占据的地位、资源与金钱,却还要求得到被照顾的位置;要么认为女性变得越来越势利,在择偶时要求更高的“价钱”,成为倾向于选择成功男性、而对“弱势”的男性不屑一顾的“拜金女”。


这种逻辑,实际上折射出了普通男性在父权制下所遭遇的困境。许多男性努力念书、辛勤工作,但他们并未掌握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认知和分析方法,只能在生活中看到自己的挫折与同侪的困境。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自己的优势不断减少,但社会的要求却没有降低。而在交流倾诉方面,当女性开始诉说自己的经验时,对男性的刻板印象(男儿有苦不能言)却使得他们连“我很难过”都很难说出口。“你都已经得到这么多了,为什么还不成为那个服从、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好女人’?”这种焦虑为“厌女”的社会氛围添砖加瓦,最终导致了一个性别间极端对立的社会。


▌同理“他”心与新的选择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认同这种困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接纳这些困境。我们得先理解并承认,不同性别在物质基础、权力分配、历史处境、压迫经验和既得利益方面存在着差异,才能回来讨论什么样的“同理”是我们所需要的。尽管在某些情境里,男人们“受伤”的感受确实不假,我们仍必须去检视这些“受伤”感受是否正当。因为事实上,父权社会为男人打造了某种“资格感”(entitlement),认定他们有权力从女人身上获取特定的利益和服务如爱慕、关心、性与生育,而某些男人的受伤感来自于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个资格被剥夺了,因为他们没有如愿以偿地获得上述的这些利益和服务。但关键问题是,这种资格感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也就是错误地假设了男人“理当”获得什么,女人又“理当”付出什么。


我们真正需要同理和看到的,正如社会学家C·J·帕斯科(C. J. Pascoe)所说,“在这个被父权体制持续控制的社会中,我们期望我们认为是女性的女性们表现得‘女性化’,同时,我们也期望我们认为是男性的男性们表现得‘男性化’。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压力和期盼下,人们为了符合这些种种的社会期盼,会不得不去做大多数人认为他/她所适合的事。”传统的、支配的男性气质霸权在伤害着女人的同时也伤害着男人。若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中走出来,就只能去挑战这一传统的性别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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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中走出来,就只能去挑战这一传统的性别框架。 © unsplash.com


文章开始提到的那场口水战是当下两性对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都认为自己是被攻击,被伤害的一方,转而用“普信男”“女拳”这样的标签化话语,以自认为对方攻击自己的方式,来攻击对方。然而双方需意识到的是,并没有哪一方是另一方的受害者,大家都是一个不合理的传统性别框架的受害者。所有人都困在其中,却互相撕咬。


说到底,没有人可以从性别歧视、偏见和不公正中受益。男性并不是“性别平等”的敌人,反而和女性一样是受害者。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性别架构、新的话语体系与新的行动纲领:在抵抗、拆解父权制的同时,提供一个新的接纳所有人的性别相处模式,这才是颠覆父权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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