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中招生新政:谁受损,谁受益?

刘远举
2021-04-13

刘远举,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日前,上海市教委公布了《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实施“名额分配”制度,旋即在舆论场引发热议,很多人的朋友圈里一片哀嚎。所谓“名额分配”,即把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根据科学、均衡的分配方法,分配到上海每一所不挑生源的初中,而不仅仅是以一条道路的考试择优录取。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不那么“好”的初中,即便应试能力、综合能力低于“好”初中的学生,由于名额分配到校,也可以进入优质高中。


一定程度上,这是对虽无名义、但实际存在的“重点初中”制度的颠覆。


▌名亡实存的重点学校制度

建国初期,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都很大,1953年,政治局全会决定“要办重点中学”。“文革”后,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重点学校的政策,在当时是具有时代的积极意义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更需要强调公平性,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然而,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别,表面上消失了,但在后面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和职场阶段,竞争依然存在。


当下,想在职场中有一个好的开始,至少要有好大学的学历。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想上一个好大学,就得上好高中;想上好高中,就得读好初中;以此类推,孩子从小就得上好小学、好幼儿园。


有需求,就必然有供给。示范校、实验校、私立校等“不是重点的重点学校”纷纷涌现,使得在义务教育阶段,产生了一批超级小学、超级初中,择校竞争与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现在的小孩子,从小就要进好幼儿园,幼升小,小升初,真可谓一路过关斩将。
在这样的结构下,社会压力被高效地传递到童年。减负,自然就成了镜花水月,怎么都减不了。

▲ 上海中学、复旦附中、交大附中和华师大二附中被称为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图为上海中学国际部。 © 澎湃新闻


▌择校、学区房是取消考试后的“别种竞争”

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取消后,也不再凭考试“择优录取”,但实质的“好”学校仍然存在,那在大部分情况下,以什么标准来决定什么学生进入什么学校?


通常有两种,一方面,一部分好学校仍有少量择优名额可以通过应试获得。
应试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应试技巧是可以教的。于是家长把孩子送去高价的补习班,提高班,学习应试技巧,试图通过提高技巧在考试中获得竞争的胜利,进入好学校。


另一方面,则是“最近”、“划片”,以学生的居住地为准,
因为“居住地”作为一个标准太容易上下其手,于是以房屋产权作为划片的认定。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学区房”。


一个学生,如果没有生在学区房里,或者父母没钱买学区房,也没有能力送他去高强度的课外培训,那么,这个学生就会进入一所不择生源的小学,由于生源一般,老师要照顾大多数学生的接受程度和进度,教的内容更简单。这个学生在应试上就会比不过“好”小学的学生,哪怕他的天资更聪慧。然后,当他进入一个不择生源的初中后,这个竞争劣势会进一步加强。最终,他无法进入好的高中,也就无法进入好的大学,更难以在职场获得一个高的起点。


所以,从教育的公平性看,除了那些投胎到好学区的幸运儿,学区房,或者说家长的经济实力,在初始阶段,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后的结果。


学区房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是教育服务的价格体现在了房地产中,大部分好处给了开发商与原房主。
政府通过地价和契税所得,会对教育有一定的转移支付,但一方面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辗转多个环节,折损很大。市场机制里,能够提供好的商品与服务的供应商,可以从较高的市场价格中获得回报。但是在学区房这里,提供优质服务的是学校,拿走高价的却是房产商和房主。


而学区房高企的价格,比拼的是家长的经济实力。
相当于把教育竞争从高中前移到初中、小学、幼儿园之后,又进一步前移到了家长,移到了孩子没出生的时候。


再看购买的家长,买学区房也不仅仅是消费,孩子上了好学校,几年之后转手卖出,还能赚一笔。这是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

▲ 电视剧《小欢喜》中,学霸英子的妈妈宋倩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升学机会,购买了多套学区房,并成为其他家长们羡慕、“取经”的对象。 © 《小欢喜》


▌公平与效率
前文提到的两种竞争,前置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和学区房(其实严格意义上学区房也是一种择校,不过前者更侧重于“鸡娃”,让孩子上辅导班,通过考试争取优质学校少量的”择优“名额),在公平上,显然都是有问题的。基本上都依赖于家长的钱包,花得起钱上辅导班,或巨资购买学区房。


从效率看,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与学区房制度下,教育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机制,选出的都是能买得起学区房的,或者上得起课外班的学生,而不是资质或能力更高的学生。

▲ 梅园三村小区是上海知名的“老破小”学区房,其对口学校之一即为是上海的知名中学之一,建平西校。 © 安居客


任何机制都有受益者:一个不那么聪明的小孩,就可以依靠从小爸妈花钱培训、读更好的幼儿园,读更好的小学的优势,挤掉一个更聪明的小孩。更具体地说,当一个聪明的小孩,因为家庭、经济、父母观念等原因,在小学阶段“放松”了,没有考上好的初中,也没有钱买好初中的对口学区房,即便他/她到了初二、初三奋起直追,也没有多大机会了。他/她会被一个在好的初中,但资质并不如他/她的孩子挤掉。这对于国家选拔人才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重点学校制度伴生的学区房制度,是公平与效率的双输。而上海的高中新政,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现象。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里讨论的公平与效率,指向的竞争是政府乃至社会对人的选拔,并不等同于教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发展,甚至不一定符合“人才”的定义。在这里,孩子天资聪慧也好,不那么聪明也好,最后的选拔标准都是高考指挥棒下的数理化、英语、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或者说,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应试能力,基于这个标准的竞争,是无可避免的,也是有其原因的,但人的才能、幸福、成功,都是应该多元化的。
▌新政:公平才能减负


此次上海新政,要求“全覆盖”、“所有不择生源的学校”,意味着顶级公办初中和不入流的“菜中”,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可以这样说,新政策就是帮助那些没进好小学,进了不太好的初中,但却有天赋的孩子,让他们也能上好高中,从而上大学,上好的大学。


更进一步的作用是,虽然这是高中招生政策,直接干预的是初中生源的选择,但最终指向的是小学减负。


对学情非常了解的网友在上海本地论坛吐槽:“浦东某中学某年只有8人有资格中考,但按照新规可以分到5个市重点到校名额。8人中考,5个市重点名额,可以上热搜了。”所以,一些家长自然会避免去尖子扎堆的学校,而改为选择一个一般学校。在这个政策下,好的初中,虽名额更多,但学得难、压力大,竞争更激烈,而在不择生源的学校,名额虽然少,但相应的学习强度也低一些。


上海集中了全国各地成功通过学历提升阶层地位的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焦虑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城市。这些焦虑,支撑起了很多专门谈教育、应试、择校的自媒体。新政之后,这些自媒体也无法再制造焦虑,它们也只能告诉家长;选家门口的不择生源的初中,还是选好初中,没有好坏之分,全看自己的策略了。


当家长如此选择,或者说不再作选择,初中的生源就会更均衡,生源决定了学校的好坏,
生源的均衡,会使学校教育进入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从而在长期上达到初中教育服务均衡化的目的。


与此同时,减负目的也能真正达到了。当家长不去追求好的初中,小学阶段的竞争压力自然就消除了,减负也就自然是釜底抽薪。
小学阶段的升学压力,被延缓到初中阶段。


此前,上海实施了小学阶段“公民同招”的政策,即不让民办小学选择生源。当学校生源差不多时,幼儿园阶段的升学竞争压力就没有了。所以,把这两个政策连贯起来看,就是政策抹平了小学与初中的差别。小学和初中不再具备环环相扣的积累效应,学生就无追求重点的必要。那么家长自然会减小在幼儿园、小学阶段的高投入,小学生的压力变小了。竞争变为了“决战初中”。


决战初中虽然还是不可避免,但避免了前述的种种问题,决战初中是高效的。

▲ 2020年3月11日,上海市教委公布《2020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民办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 央视新闻网

观察学生多年的成绩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梯次掉队”的现象。很多学科,并不是说低年级学好了,高年级就一定能学好。比如,在数学上,我们常常看到,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些学生数学成绩突然下降;再往后,到了初二、初三时,随着代数、几何的引入,又有一批跟不上;再到高中,随着数学抽象化程度加大,物理、化学进入,又有一批掉队。与此同时,则是家长先失望,再焦虑,再无奈地接受。


如果竞争从幼儿园开始,有些孩子本身就资质一般,最初靠强资金、强精力的投入,孩子还可以跟上,但最终到了初中随着功课变难,仍然会成为陪跑者。
如果把竞争留到初中,这个时候,孩子的资质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有资质者才参与竞争,没有资质者,早已认清现实。


从政策逻辑看,此次上海高中新政,是2018年《上海市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配套文件。再往前推,则源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所以,这个趋向公平的教育改革是大势所趋。



▌沉默的大多数

上海高中新政、幼升小“公民同招“的政策,减少了依托家长经济水平进行的竞争,很多评论分析:“学区房要爆雷”。整个政策相对损害的是中产阶层的孩子,“有钱人”原来的竞争优势被消除了,先前斥巨资购入的学区房可能不值钱了,而真正受益的是学历低一些,经济收入低一些的城市平民。他们才是城市里的大多数,然而,我们听到都是“学区房要完了”“要变天了”“将来怎么办”,却不太听到平民家长对此的看法。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舆论场上的声音更小。就像此前禁止高中跨区域招生,真正损害的是县域的优秀初中生,但这个群体的家长,毫无声音。


相比之下,受到损害的中产占据了网络话语权,声音很大,就会产生一种政策损害了大多数人的错觉。但是,一个城市中,朋友圈语境下的“城市中产”,其实是少数,这些家庭,高学历、投资学区房、鸡娃。但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城市的主体。只不过他们的声音在舆论场更大,得到的关注也更多。当一个政策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在舆论场上就会产生很多抱怨的声音,给人以这个政策被普遍反对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事实。


其实,在教育服务资源分配不公的当下,任何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都会遭到这种群体舆论的恶评。但从各个群体不同的发声能力去看,不难发现,反对的声音越大,反而证明了政策越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


这个现象背后,是中国中产家长对公共资源争夺的急迫心情。为自己利益说话,本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公共讨论中,个体还是应该有公共利益的底线与对他人的共情。


只有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对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认同,才能构成整合的共同体,由此解决公共性问题,避免囚徒困境之下的原子化的、孤立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很少出现这种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很多人支持户籍制度改革,支持法无禁止则可为,可一但触及自己的利益,就把价值观抛到脑后。


于是,不管是中小学负担、还是高考公平,还是加班问题,我们只看到中国人像斑马那样,通过“跑得比同伴快”来达成自救,都是“内卷”的恶性竞争,看不到任何协同一致的公共态度和对他人的共情。而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又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状态,导致下一轮更加激烈的公共资源竞争。
而在这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中,中国中产的困扰和烦恼,逐渐在与之对应的底层的苦难面前,变为一个讽刺。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