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黑话”盛行的原因,也就理解了当下的中国社会

维舟
2021-05-16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近一两年来,国内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从互联网大厂到各种细分学科的“行业黑话”盛行,激发出特别多的讨论。像“内卷”原本是社会学、经济史等领域的专业术语,但去年“出圈”之后,俨然已成为年度最热流行语之一,其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延展和变化。


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它本身就与社会的结构性特质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理解了其背后的原因,也就理解了当下中国社会。



“行业黑话”的两种内涵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首先值得辨析的一点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行业黑话”,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内涵,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生成机制也颇有不同。


所谓“行业黑话”,其本意是各类专业群体,出于各自的惯习或交流需要,自发形成或创造出的一套术语。内行人都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对外行而言就难免感觉晦涩难懂,即便听到了也不知所云。在这一意义上,它原本就是在一个个小圈子内才盛行的,甚至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避免被外人听懂,并能迅速甄别出谁才是圈内人。


这些“黑话”往往近乎隐语,在圈内的含义并非表面上的意思。例如在卖茶、品茶的领域,“牛肉”指的是武夷山牛栏坑所产的肉桂岩茶,“马肉”则是武夷山马头岩所产的肉桂岩茶,均属名贵武夷岩茶。在二手车行当里,“大切”是指车辆主要骨架因为事故受到过损伤,经过二次焊接的二手车;“裸车”指没有办过任何手续,不含车牌,不包含商业保险、交强险等保险的车。像这样的“黑话”是很难出圈的,因为通常只有涉及相关领域时,你才会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其具体含义有赖于一个特殊的语境,离开了那个圈子就很难成立了。


也因此,如果你居然知道这些词的特定含义,那就可能被人“直呼内行”。很多人之所以去了解这些行业黑话,除了自己对相关领域(例如茶文化)特别感兴趣之外,一个重要动力恰是为了“解码”,以避开可能存在的风险。

英国作家萧伯纳曾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任何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这差不多可以一字不易地用于当下中国社会:在缺乏监管和行业自治能力的情况下,很多行业看起来都“水很深”,连经验丰富的人士都小心翼翼,更别提那些不懂行的小白了。这样,“黑话”的出圈往往恰是为了教人学会如何解读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以免受骗而不自知。


在网上就常看到有人戏谑,应聘时如果老板声称是“扁平化管理”,那多半是初创的小企业;如果他说“拥抱中国的本土数字化”,那可能只是开了个公众号。不难看出,这里的问题其实不在术语本身,而在于它被用于什么语境下,人们实际上担心的是它美化了现实你照字面意思理解的是A,但可能进去之后才发现,现实是B。


另一种“行业黑话”的内涵则与此同中有异,它虽然也是某种外行不易理解的术语,但却未必会给你带来什么风险,其盛行的原因也不是人们想要判别风险,倒不如说它是从一种亚文化进入到了主流文化。


在这一意义上,其实这样的进程早就开始了。最早出圈的还不是互联网大厂的黑话,而是经济学术语:早在十多年前,家世一般但前途可期的男生在婚姻市场上就被普遍戏称为“潜力股”,甚至用于对武侠经典的分析——有人说,《射雕英雄传》里黄蓉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识别出了郭靖这支“潜力股”。


像这样的黑话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全社会已逐渐适应了伴随它而来的一套思维方式,进而用它来描述、解释一系列相关的现象。有时是人们对自身所困于其中的处境找不到合适的名词来形容,此时忽然发现有一个新词可以借用,于是它便以星火燎原之势爆发式传播开来——“内卷”的盛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它的流行,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已经为接受它做好了准备。



专家之死?


“行业黑话”的盛行,正可以体现出中国社会当下的诸多特点:由于缺乏可信赖的专业人员,人们不得不自行判别风险;专业壁垒不高,普通人也常常自信可以学会甚至评论;亚文化群体(“圈子”)和主流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之间界限模糊,更未必彼此抗拒。


本来,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充斥着各种专业群体,且越是发达社会,专业细分就越是深入,即便是同一领域的不同细小分支之间,都会衍生出大量彼此难以沟通、了解的专门技能或知识。所谓“隔行如隔山”,在这种情况下,“行业黑话”是在所难免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说过:“不妨将不同的学科看成是个性分明的职业甚至亚文化。它们有各自的语言、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并不断被各自的训练进程或‘社会化’所强化。”


这种专业群体之间、专业群体与普通人之间的隔阂,在欧美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更早现代化、分工更细,也因为一个事实:在印欧语言中,专业术语对外人来说更像“天书”。


图片

▲ 在电影《安妮·霍尔》(1977)中,一位路人(左一)对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右一,真人出演)的理论高谈阔论,实际上却对其知之甚少。 © 《安妮·霍尔》


美国记者卡特利奇1920年代到《孟菲斯商业之声》报任职,一次城市版编辑卡亨在办公室里问:“有谁知道,你们把那些研究的昆虫(insect)的人叫作什么?”没人能回答,只有卡特利奇喊:“是昆虫学家(entomologist)吗?”他的周薪随即从25美元升至35美元。


在英语里,“昆虫”和“昆虫学家”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词,需要专门的知识,但如果是在中国,大概小学生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也因此,无论是生物学、医学还是各种领域,对中国人来说,专业门槛相对要低很多。


不仅如此,中国人还有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就是相信,哪怕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也要“接地气”,用非专业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出来。这不仅是老百姓的想法,哲学家陈嘉映前些年在对谈中也曾说过:“你认为我们应该把问题和困惑翻译成专业语言,我反过来认为很多真正的问题被行话掩盖了,需要用自然语言来表述,才能触及真正的困惑。”


问题是,这样一种要求,本身意味着不承认专业门槛的存在,或至少是想要竭力填平其鸿沟。于是,这有时表现为对内行人的警惕与不信任(“我读书不多,你别骗我”),有时更进一步倾向反智,嘲讽专业术语毫无用处,抵触专业群体试图把自己从大众中分离出来的努力,有时则又借用一些专业词汇来显示“高大上”的感觉,进而把专业词汇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来理解自己周遭的现象。


图片图片

▲ 要求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接地气”,这本身意味着不承认专业门槛的存在,或至少是想要竭力填平其鸿沟。这种要求有时表现为对内行人的警惕与不信任(“我读书不多,你别骗我”)。  © 《精武门》


一个社会越是平等,就越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美国学者汤姆·尼科尔斯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中认为,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失去了对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的敬畏,而专家学者也逐渐放弃了与公众互动的职责,更愿意退守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能够理解自己的业内人士打交道。


相比起来可以说,虽然中国社会的类似现象看着也像是“专家之死”,但却不完全是简单的“反智主义”,相反,人们一方面怀抱着对内行的不信任感,拉低这些专家到与公众对话的水平,另一方面又隐隐有着某种“全民专家化”的苗头,有时爆发出巨大的热情,使一些原本小众的专业词汇迅速破圈,推动了专业知识的普及。


没人能逆转这样的潮流,最可取的恐怕是顺势而为,勇于直面并与公众积极对话、打破壁垒。事实也已证明,这不仅让公众更好地理解自身处境和我们这个社会,专家学者在这过程中也大有可为。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