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曾经的首富夫妇,也摆脱不了离婚的结局

章罗储林
2021-05-25

作者:章罗储林


微软创办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在2021年5月3日宣布离婚。在提交给西雅图国王县高级法院的联合申请中,这对夫妇表示:“婚姻已无可挽回地破裂”。两人在各自的推特账户上发布声明说:“在对我们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行动之后,我们已经决定结束我们的婚姻。我们不再相信可以在生活的下一个阶段作为一对夫妇共同成长......当我们开始探索这种新生活时,我们希望外界给我们的家庭以空间和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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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和比尔·盖茨在2015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讨论会上。 © SHUTTERSTOCK

这对向来以恩爱著名的夫妇在毫无公开预兆下的情况宣布离婚,显然是近期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让许多人表示“不再相信婚姻”了。婚姻如饮水,冷暖自知,我们无从知道夫妻间的分歧何在。但不再相信婚姻的人,其实也不止比尔盖茨夫妻。2013至2020年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但从1987到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从1987到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结婚少、离婚多,婚姻似乎越来越不可靠了。



▌婚姻:可以完成各种功能,除了爱情


我们今天或许已经认识到爱情并没有那么钻石般“永恒”,但我们往往还是会认为,坠入爱河的一对人将会步入婚姻的殿堂。但这种我们看起来十分“自然”的情况,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顺理成章。与一个相爱的人建立一段长期的伴侣关系,无论从历时性的历史角度,还是从共时性的地域角度,并不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经历。即使现在,许多文化中的婚姻仍然是以包办为主,与当事人的意愿没有太大关系。


将长期的伴侣关系建立在浪漫感情的基础之上,这种想法只是在非常晚近的时候才在我们的社会普及开来,而在很多文化中,它甚至根本不存在。只是在现代的工业化社会中,爱情和婚姻才被视为密切相关。欧洲史学家约翰·博斯维尔指出,我们对于浪漫之爱的观念,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其实是不同寻常的。在中世纪,几乎没有人结婚是为了爱情。


▲ 18世纪伦敦舰队街上的秘密婚礼仪式。© Wikimedia Commons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婚姻是随着私有制诞生的产物。因为社会中存在“私有制”,作为生产者的男性希望财产能被自己的后代继承下去,于是他需要确认一件事情:继承者必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所以婚姻的实质是通过一场程式化的活动,确立两个人的配偶关系,声明以后几十年“性”的独有权和财产安排。在整个婚姻制度中,女性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类个体被对待,而是作为丈夫的私有财产以及从属物。在这个意义上,婚姻的本质是产权制度,用来做出财产安排。


正因如此,伴随婚姻制度建立的,还有盖伊·鲁宾在《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的激进笔记》所描述的“性阶层”:性不再是没有道德评价的、中性的人类行为,而是被评价为不同的等级。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婚内的、以生殖为目的的、单偶的、异性恋的性行为,其余的性行为则依据其偏离标准的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污名化与歧视。


而在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中,他认为生育制度是社会为了种族的繁衍而逐渐建立起的,一整套保障人类社会有序更替、持续发展(在人口意义上)的社会制度。抚养孩子并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分子,是生育制度最直接最主要的内容,其他的一些制度措施,诸如婚姻(两性结合成夫妇)、家庭、亲属等,都是以抚育为中心并为之服务的。简言之,婚姻是人口再生产方面的一种制度安排。


只有在18世纪晚期,伴随着妇女解放的浪潮,浪漫之爱的概念才开始崭露头角。在欧洲,浪漫之爱的诞生基本上与浪漫小说的兴起是同时出现的,而浪漫小说的传播也在浪漫之爱的观念传播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浪漫之爱意味着女性的自我实现,她们可以很方便地将自身代入、进行幻想,以逃避现实。


而资本主义的兴起,则推动了一夫一妻及其子女的核心家庭成为社会家庭模式的主要形式。西尔维亚·费德里奇认为,家务劳动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在婚姻中,女性提供无酬而长时间的家务劳动、情感照顾、后代抚育和性服务,但这种剥削被以爱之名掩盖,让女性忘记自己的主体性,意识不到自己实质上失去了工作与工资,自己的劳动被剥削,从而变成经济上完全依赖配偶的角色。同时,负责家计的丈夫因为家庭有人免费打理,才能够心无旁骛地在职场中为雇主做牛做马,而这种做牛做马又接着被资本逻辑包装成劳工为了养家自愿拼事业,是一种基于爱情的付出,具有道德的光环。


在她看来,妻子包办了所有家务,是唯一能够让在职场中疲惫一整天的劳工,晚上回家后不至于精神崩溃的有效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其实际上的作用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下,能够保证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得以继续。这个所谓的现代国家的基本组成单位,其实是国家保证社会和生产稳定的治理中介。



▲ 疫情下,西班牙女性被家务累垮——工作到凌晨还要做家务。© 西班牙《国家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经由婚姻所组成的家庭,向来是残补式(residual)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石。各种抚幼、养老、治病、助残的照护需求,持续由家庭(特别是其中的女人)取代国家担负起责任,国家的社会福利只维持最低限度对于失能者的保障(甚至根本不提供任何保障),并且以不取代家庭功能为前提。


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最小单位,家庭承担了本该由社会和国家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使之成为弱者与弱者抱团互助、或弱者受强者照顾并由给予相应回报的方式。如施寄青在《婚姻终结者》一书中所说的一样:“传统婚姻制度的作用除了传宗接代以外,更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险制度。”


综上所述,从功能主义的角度,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是产权制度,是生育制度,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持续生产与社会稳定的国家治理中介,是社会福利的替代品。但唯独,大多数婚姻不是所谓“爱的结合”。



▌婚姻何以成为爱情的坟墓


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良好的婚姻关系建立在情感沟通或亲密性(intimacy)之上。在《作为激情的爱情》中,卢曼提到,“亲密关系,尤其是性与爱的结合,是现代爱情的特色。‘为了你’则是关键性的爱情符码,是表达爱情的沟通机制。” 但婚姻的最大问题,就正是在亲密关系所需的透明度与爱情所需的浪漫距离之间形成了冲突。现代婚姻的亲密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完全是两个具有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思维和不同认知的独立个体的结合。亲密关系期待对方坦白一切,以完成所谓“结合”,使二者为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这却破坏了对爱情的想象。


精确来讲,这个冲突来源于过分追求家庭幸福与亲密感。这也是现代婚姻作为凝聚并垄断亲密情感关系的社会结构,而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它鼓动并强制人们将社会生活的各项资源都囤积于家庭之中,再把各种需求跟期待都朝家内(成员)投射——必须始终维持热恋的夫妻、父慈子孝的长幼关系、亲密的家族关系,一切期待、满足,都必须要从家庭中获取。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能经历与接触到的一切符号,也都在向成员做着类似的规训,或明或暗地引导这样的行为模式,褒扬符合规训的示范,巩固维系整个的行为体系和社会制度。

 

但是,横亘在家庭幸福与亲密情感生产背后的,却是幸福与亲密情感生产的过剩:强烈的情感投入,以及由于强投入所必然带来的,对强烈的情感回报的需求。电视剧《重案六组》曾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了一个故事情节。赵红和张志华是一对夫妻,丈夫张志华出差时,家中发生火灾,把年仅2岁的女儿活活烧死,赵红哭得死去活来。审讯之下,赵红却很爽快地承认了:“对,凶手就是我,就是我把女儿烧死的。”原因很简单:赵红嫉妒女儿分享了丈夫对她的爱,于是趁丈夫张志华出差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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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案六组》剧照。


家内关系的挤压与变形,也就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油然而生,并展现在各种家内的(肢体/情绪)暴力——控制欲上。就像大多数的家庭暴力案例一样,施暴者一边口口声声说着“爱的誓言”,一边实施暴力。这一方面是为了取得掌控权,另一方面却也不可否认地是出于强烈的“情感回报”需求。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这种需求又被预设是女性应该提供的,而这又成为“恐婚症”的重要来源。在对暴力的恐惧中,人们更难选择步入婚姻。



▌未来:婚姻制度还会是一个必须的选项吗?


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婚姻变迁,使许多人不得不惊呼“家庭正在瓦解”。数据统计也可以证明,事实正是如此。2005至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7.7%、8.1%和19.9%。除了推迟结婚年龄,保持单身的人也在逐渐增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寻求建立亲密关系,只是这种伴侣关系并不是婚姻。2015年的一项调查收集了来自北京、广州和重庆等10个城市的1万多名受访者的数据。调查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受访者中,13.7%有非婚姻的同居行为。在70年代出生的人中,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4.4%,而在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中,这一比例继续飙升至59.6%。此外,单亲家庭、同性伴侣等亲密关系的模式,也越来越挑战着对传统婚姻家庭模式的想象。


伴随着女性的独立、无婚浪潮的兴起,或许,这是一个合适的契机,让我们反思婚姻的实质意义。透过一种无婚无家的想象,我们可以重新解读婚姻的意义,让它回到我们具体的生活需求,让生活的困顿就是纯粹的生活的困顿,而不是由于我们的亲密关系无法跃升成某个国家所特别认定的身份而带来的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的重要性在降低,甚至是趋于消亡。同时,在社会学意义上,以前的规训,会贬低拒绝进入婚姻的人,将不结婚的人视作“非我族类”的脱轨者;并排斥性少数群体等“不正常”的形态;还将婚姻塑造为性控制与生育控制的机制,制造婚生与非婚生子女的分类,没有生育的婚姻被视为没有意义,造成种种对“不同者”的伤害 。同时,现有婚姻制度还会透过婚姻输送福利,而对单身、不婚、同性伴侣等“婚外人”造成大量物质性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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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地区认可同性婚姻合法性后,同志游行参与人数达20万,创下新纪录。© 台湾地区“中央通讯社”


这种检视、反思、及反思后的调整,无疑会增进社会的包容度和个人的自由。或许,婚姻将只是人生一个可能的选项,而不是必然。一方面,想缔结婚姻的伴侣,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不再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选择不进入婚姻的人们,也不会因为他们的选择而陷入不利的境地,成为次等公民。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亲密关系或能少些幸福与亲密情感的生产过剩,少些对个体的结构性压迫,少些控制,更加人性化。


我们的有生之年有没有可能见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走向消亡?当那一天来到时,我们将知道,自己和整个人类在朝向个人自由的发展道路上走了多远。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正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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