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UA”的流行看中国社会的变动

维舟
2021-06-03

维舟


近两年来,“PUA”一词无疑是最长盛不衰的流行语之一,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不少人还用过,但却没几个人能讲清楚它的具体含义。也正因其内涵相当微妙难解,这个词在网上传播开来后,很快被泛化了,甚至被宽泛地用于在开玩笑的场合下指代“欺骗”乃至“压迫”,似乎只不过是原有的词换个时髦的新说法而已,但它其实并不仅仅如此。



▌"PUA"的原意


所谓“PUA”,原本是英文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家)的缩写,指为了发展恋情(往往是男性对异性主动),一方去学习如何提升情商和互动技巧、吸引对方,直至发生亲密接触。


这最初起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年轻一代背弃传统的社会价值观,追求“性解放”,但与此同时,又不知道如何在陌生的大城市中和异性交往,由此催生出“学习搭讪艺术”的社会需求。1973年,当时还只有21岁的独立作者埃里克·韦伯(Eric Weber)在研究“约会技巧(dating skills)”之后,出版《如何与女孩搭讪》(How to Pick up Girls)一书,结果大获成功:这本书1978年被拍成电影,直到2002年仍在亚马逊上畅销,至今已卖出300万册。


在那之后,这就变成了一门“学问”,不仅专门有人研究其中的沟通技巧、人格塑造,甚至还出现了各种收费的课程。一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中国年轻人在接触到这些之后,本世纪初开始将之引入国内。虽然它在美国也早已商业化,但原先的重心毕竟还是落在个人的提升和自我展示上,尤其是帮助那些害羞的人,教导他们如何与异性社交。但在国内的语境下,在很多人眼里,这就只是一种通过自我包装来欺骗、引诱异性(主要是女性)上钩的“泡妞术”,而交了钱去学习如何“把妹”的,也未必是那些缺乏沟通技能,在社交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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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A”原先的重心落在个人的提升和自我展示上,尤其是帮助那些害羞的人,教导他们如何与异性社交。 © Pixabay


和四五十年前的美国一样,当下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社会价值观变迁,也只有在一个年轻人自由恋爱、陌生人之间频繁互动的社会,才会涌现出这样的需求——毕竟,在父母包办婚姻,或情侣青梅竹马的年代,这些技巧是没必要专门去学的。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向来更注重“关系”,个体尚未达到人格意义上的完全独立自主,哪怕是情感互动,也往往内嵌在权力关系之中。为方便叙述,下文中的“PUA”指的是在近几年中国语境下使用的词汇,指向一方对另一方的精神控制,常常是隐蔽的,大多数时候出现于两性关系中,但并不仅限于两性。



关系中的、不被觉察的权力


使“PUA”一词首次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北大女生自杀事件”,就折射出这一问题的实质。当时北大女生包丽(化名)在与同学牟林翰恋爱时,被要求实施拍裸照、先怀孕再流产、做绝育手术等等极端残害身心的行为,这个在各方面看起来都很“优秀”的男友充分利用了她的心理,使她无法摆脱,陷入自卑自责的黑暗境地,在精神上完全支配了她。


这是“PUA”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其中的关键点:“PUA”总是涉及关系中的权力,尤其是强势的一方对弱势一方的精神控制。这种精神控制体现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权力支配结构。但当事人是否真正受支配,却又往往是相当暧昧的,且不说外人可能看不清楚,甚至连当事人本身都难以觉察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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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有一些学者把“PUA”称为“煤气灯效应”,来源于1944年最早讲述精神控制的电影《煤气灯下》 © Gaslight (1944 film)


这就是“PUA”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棘手之处:权力并不只是外部控制,它还会和当事人的心理产生复杂交织的反应,使当事人衷心认同被控制的局面。正如当代哲学家陈嘉映前些年曾在一场演讲中指出的,真诚的自我改造愿望,只有联系外部暴力才能更深入地予以分析其本质,因为“我们并非所有时候都能把真诚与被迫、主动和被动分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被胁迫去做一件事,我讨厌人家胁迫我,我恨别人胁迫我,但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也许会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不是被胁迫的,我是自愿去做的。”


罗翔曾说,师生关系本来就蕴含着权力等级,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利用特殊地位,利用教养关系、从属关系、职权关系与女方发生性关系,使人不能反抗、不知反抗和不敢反抗”的事大量存在。不过他着重讲的是未成年人。社会默认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存在着两性的关系,未成年人很可受到了关系中的剥削——哪怕他们以为自己是“自愿”的。但是,在公认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成年人里,是不是就不存在弱势地位造成的心理上的“假自愿“?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说“PUA”是隐蔽的精神控制,我们如何区分究竟是真的“自愿”,还是“被PUA”了?其中的一个判断因素,在于个体是否如我们以为的那样“独立自主”。



▌权力中的“自愿”


至此,我们已触及问题的核心:“PUA”一词的盛行,并不只是对“欺骗”、“控制”或“压迫”之类概念的时髦替代说法而已。当人们说到“PUA”时,指向的不仅是欺骗和精神控制,也指向它背后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中年轻一代的主体性开始觉醒,进而对关系中的权力萌生警觉。这是对以往浓厚的“关系”文化的解构,人们不再生活于权力结构中而不自知,不再那么着意维护关系本身,而更重视自己个体的独立自主,防备他人借任何名义来对自己实施精神控制。


在以往的熟人社会里,尤其是在私密关系中,中国人是很少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父母常说的那句口头禅上:“我都是为你好。”文化学者孙隆基就曾指出,如按美国那种注重个体独立的文化来看,中国家长全身心为子女付出的行为,其实是在不自觉中影响、控制着下一代的独立性。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主体边界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有意不去强调(“这不是见外了嘛”)。其结果,不仅个体被鼓励屈抑自我来为他人着想,而且控制也往往是以“慈爱”的名义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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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播剧《小欢喜》中,自从陶虹饰演的单亲妈妈离婚后,女儿乔英子就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从一日三餐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想要给英子自己认为对的一切,长期压抑和沉重的母爱,让英子彻底崩溃。 © 《小欢喜》剧照


这样一来,“自愿”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很难说清楚的概念。曾有人和我说,尽管自小被夸“懂事”,但他直到初中时才明白,原来妈妈说“我不爱吃鱼”并不是真的。这种为他人着想的(一厢情愿的)共情一直是被鼓励的品质,但一旦个体迈出那个可寄予无条件信任的亲密关系网,却仍然不明确自身的权利边界,这就有可能在社会交往中被人所利用,乃至被欺骗、被压榨。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上但凡谈到“PUA”,通常使用的都是被动态——人们总是说自己“被PUA了”。这意味着,人们实际上是在警惕那些可能要求自己放弃权利、作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举动。我们从小就被鼓励养成“大局观”,“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但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所谓大局观不就是“PUA”吗?都是诱导你牺牲自我成全他人。”



▌回归自主


这有时会导致令人非常尴尬的结果。前一阵,山西男生张昆玮在网上征婚,收入高,但形象“不好”(不符合大众审美标准),引起广泛争议 。有人称赞他是这个时代的清流,但也有人扒出他微博上曾对“用接触女生身体的方式拉近距离”感兴趣。对一个有几分社交障碍的清华理工科天才来说,这种教两性在交往中增加成功率的技巧,用好了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但如果对方并无感觉,那没用好就很容易被视为性骚扰了。


也因此,对“PUA”是否存在的判断取决于一个极其微妙的语境,这在以往几乎一直是一个“黑箱”,但现在却成为引发广泛议论的公共话题。人们发现社会交往,尤其是亲密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导致自己被控制。这既体现出社会上私密关系的泛化,也可见社会的权利意识已向下渗透到以往不曾触达的私密关系中,充分表明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正迎来大范围的觉醒——毕竟,如果你不想被“PUA”,最好的办法就是明确自己的主体性,具备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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