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一定会带来美好未来吗?

章罗储林
2021-06-09

章罗储林


就在教育部部署整顿补习班后不久,电视剧《小舍得》火遍大江南北。“你从来没想到孩子到底能不能顶得住”“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我就赌一次让他自己走,走弯路也没事,反正有妈妈陪着他”“我不要学霸了,我只要我儿子”等台词更是一针见血,戳中了不少网民的心,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伴随着电视剧的结束,对电视剧人物命运的讨论渐渐淡去,但教育却始终是不断涌起的话题热点。“鸡娃”成了继“虎妈”之后又一“中国式教育”的代名词。《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在百姓面临的各种家庭困难中,“子女教育”排在第三位,占比36.19%,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高点。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在7090个样本中,接近4成的受访家庭认为,在子女2—7岁开始进行校外教育比较合适,而78.3%比例的家长表示,已经准备好为孩子的成功牺牲个人生活。在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自孩子出生甚至出生之前就开始进行“军备竞赛”的家庭。家庭、学校、社会,谁在“鸡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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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播电视剧《小舍得》中,子悠一句“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戳中了不少网友的心。  © 小舍得



▌“鸡娃”是为了阶层上升或阶层保持


“鸡娃”这个词在最近一两年,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父母中非常流行,作为网络流行词,它的来源和“打鸡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保健方法,将公鸡血注入人体,相信这可以使人精力充沛、精神亢奋)有关,现在用来指向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狼爸”们不断地给孩子安排课程学习和与课业相关的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以至到正常人/孩子承受的范围之外。“鸡”已经演变成一个动词。

 

为什么会这样近乎变态地逼着孩子读书、做作业、上培训班,占去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是想让孩子在考试中获得靠前的名次,进入重点班、重点学校……换言之,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胜出,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阶层上升,或至少不下滑。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社会上升途径,帝制时代是科举,也就是教育,少数时代凭军功也可以上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参军,高考等,但都相对固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在政治上解放了很多身份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经济的大发展给大量普通人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他们通过参与新的经济方式和经济结构,获得了财富与地位,达到了阶层上升。

 

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黄金年代的过去,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的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固化此前开放的社会向上流动机会逐渐减少。教育被视为仅存的“向上流动”的窗口,自然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无数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会把投资教育,让子女通过教育竞争实现向上流动作为目标。


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蓝佩嘉在其著作《拼教养》中,将教育视为阶层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父母试图通过教育安排来保障下一代的“安全”。这里的“安全”不仅指孩子当下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成长,也包括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安全。资源丰富的中上阶层,积极进行“弹性资本积累(大卫·哈维提出的一种对后福特主义的解释,亦即一种机动的、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投入的生产方式)”,通过让孩子入读名校、出国留学等方式,巩固其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支配优势。即使是缺乏资源的劳工阶层,在心理上也希望孩子向上流动,取得比上一代更稳固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



▌困在焦虑系统里的亲子关系


不过,履行亲职不只基于环境作出的决策,这些决策通常是反思(reflexivity)的结果。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反思”,通常是指客体认识社会化力量并改变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就是说,父母会根据自己的认识,把自己的过往和现在的生命经验当成对象来看待与反思,从而决定自己的教育策略。他们曾经历的过去(童年、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与现在(工作经验)都成为反思的养分。他们曾经成功通过教育竞争从同辈人中胜出,成功完成阶层上升的经历,无疑是他们“鸡娃”参与激烈教育竞争的一大动力,甚至是根本原因。

 

但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物质条件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却并不是家长们自身的经历可以覆盖,他们的智识可以理解并从容应对的。对父母而言,他们面临着着许多新生事物,例如由手机带来的社交网络和智能生活,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未曾经历的。虽然他们自己也在使用这些设备,但它们对孩子成长有什么样的的影响和风险,父母们却不一定能充分掌控,不知道应该让它们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同时,许多的现象又都在显示,社会的流动正在趋缓,甚至出现了阶层下降的趋势,许多父母感受到“鸡娃式教育”的重要性,却也因为自己不幸福的童年而懊恼,思考自己是否给了孩子太大的压力,从而感到矛盾冲突,感到焦虑。


身处在这样多重的矛盾中,不同的家长发展出不同的保安策略,来应对环境提供的机会与限制,试图化解“快乐童年(情绪安全)”与“幸福未来(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但这样的做法反而常常带来新的矛盾与挑战。特别是,教育并非简单的输入-反应过程,孩子不是计算机参数式的变量。“非预期后果”始终存在。当家长试着调配出一个自以为最能兼顾的策略时,事与愿违的情形其实常常发生。虽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当代父母普遍重视亲子之间的沟通,力图尊重孩子,但当孩子自主性萌发,挑战父母的意志,甚至带来“非预期后果”时,就如同《小舍得》或早前热门的《小欢喜》这些电视剧中展现的那样,亲子间的感情被家长用来强化“软性权威”,对孩子形成无形的“情感讹诈”。“我都是为你好”背后的实质,是前现代的父母对子代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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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间的感情被家长用来强化“软性权威”,对孩子形成无形的“情感讹诈”。“我都是为你好”背后的实质,是前现代的父母对子代的控制。  © 小欢喜


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时间与金钱,却得不到他们期待中的相应的感恩与情感联系,反而换来了孩子对他们控制的怨恨,造成“双输”的局面。某种意义上,和正在痛苦挣扎的孩子一样,父母也是结构性的受害者,他们难以看穿社会贩卖给他们的恐惧、不易摆脱自己成长过程中内化的社会期待,不知不觉中把爱变成焦虑与控制。父母和孩子,都受困于这个系统,苦苦挣扎。



▌主流的中产家庭教育观


对普通的社会大众而言,教育被赋予“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期待,但若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期待未必现实,相反,教育常常成为阶层复制的途径。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特尔(Annette Lareau)曾经深入观察12个美国家庭,写成《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 )一书。生动描述了育儿文化的阶层差异。


中产父母采取“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育儿方式:他们细心规划,给孩子安排各种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孩子的能力、观点与技巧;父母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并允许孩子反驳成人的意见。具备高学历的父母,比较有能力和正当性介入学校的运作,不仅经常批评学校的政策,也训练孩子采用类似的做法。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养成一种“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于运用语言能力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有助于将来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


劳工阶层与贫穷家庭的父母,其育儿风格则是“让孩子自然长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孩子主要互动的对象不是父母这样的成人,而是亲戚的孩子;父母多是直接给孩子命令,不允许孩子挑战父母的权威。由于家长的教育程度与职业位阶较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也很少有教育工作者,他们对于老师与学校心存距离感或畏惧感。尽管实际上未必同意专家的意见,他们在表面上却多表现出顺从、配合的态度,面对体制感到无力、挫折,而这种挫折感也会传递给孩子。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容易养成“局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以服从或配合的态度面对体制,也形成一种服务于体力或服务劳动的惯习(habitus)或者说思维模式。


只是,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中产人数的扩大,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文凭的贬值,中产家庭的教养策略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强横的主流。这个主流的体现,在于大多数学校都在集中精力回应中产家庭的知识结构,在教材、课程或评测中忽略劳工阶级的职业技能与文化,并且预设父母们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与能力来和孩子充分沟通。此外,校内的亲子活动也以中产家庭全职母亲的单一原型来设计,忽视非中产家庭、忽视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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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中产人数的扩大,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文凭的贬值,中产家庭的教养策略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强横的主流。  © 三十而已


在这样的主流力量中,父母如果因经济文化资本不足,无法持续参与和协助孩子的教育,就会被校方、社会舆论甚至国家福利机制归类为“不合格的父母”,如国内网络舆论场中的“养不起就不要生”。这不仅强化了阶层差异,也成为许多父母巨大的压力来源,跨阶层向上流动更因此成为许多劳工父母首要的教养目标。


然而,社会的不平等,实则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关系着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弱势家庭的教养困境是整个社会造就的,其实跟中产家庭教养孩子的方式息息相关。我们的花园跟他们的废墟,实是社会的一体两面。


大多数劳工阶层父母,在过去教育、求职、婚配的历程中,认识到阶级界限与城乡区分的社会阶层序列,在优势身分者的轻视与贬低下,他们感到匮乏与耻辱,在心灵深处烙上“隐藏的阶级伤痕(the hidden injury of class)”。他们试图保护孩子的情绪安全,有时他们的做法与中产家庭的保安策略大相径庭。
许多父母最在意的是孩子不听话、“变坏”,因而频繁使用大众眼中近乎“虐待”的体罚。成为父母后,他们与国家、学校互动之际,新兴的教养脚本范式也让他们感到不安与无力。例如,学校期待家长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让不能做到配合的父母显得消极或失职;国家政策灌输的理想家庭意识形态(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才“正常”、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者等等)让无法符合这一模板的非典型家庭显得“有问题”。而身处其中的家长与孩子,更被排斥与疏离,成为“他者”。



▌“舍得”就够了吗?

 

即使现实是,读大学不再等于有好工作。甚至有些具备专业技能的水电工,他们在经济安全上不比坐办公室的白领差。但劳工阶层的父母还是无可自拔地想象并相信,中产阶层生活比较轻松,赚钱比较容易。这些想象既是某种习惯性的谬误,却也未尝不是现实。“水电工赚得比办公室白领多”毕竟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偶发现象。劳工阶层的职业更不稳定,经常会快速变动,工时高而工资低,没有保障。


这样的预期反映在以职业教育上,虽然社会与国家皆不断重复“职业教育也是出路”,但在资源的分配与倾斜上,职业教育明显呈现出“被放弃的领域”的形象。而父母在为孩子安排学业时,职业教育也从来不是第一选择。个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当代社会过度肯定“阶层的(向上)动”,以至于中产父母一再强调保持现今地位的重要性,而劳工阶层的父母则不断告诫孩子:“不要跟我做一样的工作”,频频否定自己的职业价值与文化背景。


《小舍得》的最后,子悠能快乐地准备升学考试,欢欢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唱歌、画画,米桃搬家了,和爸爸妈妈住进了楼房,等待妹妹来城里读书。大团圆的结局反映出一个观念,只要家长“舍得”考试成绩,不“舍得”学习,便能得到美好的明天。然而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父母为孩子精心打点、极大程度地介入孩子的生活,规划出他们的学习日常,孩子却可能非预期地陷入时间上的贫穷,整天在家庭、学校、补习班、课外活动之间赶场,并且过度依赖父母,少了父母便丧失行动方向;家长们费尽心力将孩子跨区送入优秀的教育网络,却可能非预期地将孩子暴露于近距离的差距中,他们进入更好的学校,却发现自己是“学渣”,家庭是“穷人”,在同伴间感受到自身的物质和学识上的匮乏、强化童年的现实阴影。


不论如何善用阶层优势,或一心想创造阶层流动,都无法保证这就是教育的“正确答案”。事实上,世界的变动往往让人们措手不及,产业与科技的发展无人能精准预测,我们甚至难以判断:未来什么职业必定会消失、什么新形态的工作又会出现。所谓符合社会要求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答案”。


父母必须换一个方式来理解风险与自己的不安全感,接受这种失控的感觉,不再去强迫性地追求控制感与确定性,甚至理解到,这种变动性和不可预测性才是孩子成长发展的养分。如此一来,父母与孩子才能轻松一点,达到共同成长。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说:“当一个好父母,不是把孩子变成聪明、快乐或成功的大人,而是养出一个健康、适应力强、有弹性的孩子,去面对难以预料却必须面对的未来世界。”


教育之所为成为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正是因为它不仅涉及资源的多寡与竞逐,也暗暗蕴含着道德价值、情绪安全的斗争。如蓝佩嘉教授所说,“主流教育方式往往有着习焉不察的谬误,如预设了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专职母亲做为典型,忽略或排除了劳工阶级、少数族裔、单亲、隔代教养等差异处境。”


当某一种教养方式、家庭形式被社会视为正统、进步与理想的方式,就同时也意味着:其他教养方式与家庭模式被贬为异端、落后、不称职。这样的评价系统,让资源不足的养育者,经常陷在自我怀疑、困窘、焦虑、怨恨等情绪中,感受不安全,担心自己永远没办法“做对”。家长能否“舍得”孩子的考试成绩,恐怕并非是这一问题的最终解答。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紧张,其实反映出现代性的内在结构矛盾。


作为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完成许多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革。这是一种“压缩的现代性”,指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上走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十分浓缩的发展过程,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体系。这既使得我们的社会阶层流动曾经十分剧烈,也使得我们的流动迅速过渡到固化的状态。从教育这个透镜,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不平等,也可以理解在全球和本土、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拉扯中所体现出来的日常生活。


德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杜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2019年出版的《育儿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中指出,“直升机父母(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之所以变得普遍,是对社会与产业急速变化做出的理性经济策略;由于高等教育的劳动市场报酬在提升,以及经济与教育机会的分配日益不平等,如果父母对下一代教育能投入更多资源与心力,就有助于保障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这样的教育和养育趋势在美国尤其明显。相对起来,在北欧,由于专业白领与蓝领劳工的税后薪资与福利待遇相去不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父母的教养风格就倾向于更宽松、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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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机父母(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之所以变得普遍,是对社会与产业急速变化做出的理性经济策略。  © National Center for Youth Issues


好的教育,不该只来自父母,也应该来自社会。在一个社会的成长过程里,教育的责任,应该由每一个人共同承担。要避免“鸡娃”带来的痛苦和焦虑,需要的恐怕不只是家长要懂得“舍得”,也不只是学区房、超前学习、掐尖录取等问题的治理。


问题的答案,或许从来就不只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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