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碎的狂热:偶像“正主”为何值得崇拜?

吴畅畅
2020-03-09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粉丝与偶像的共生关系,助推情感经济的循环生产,这原本是非政治性的视野。但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却是政治化的,是最典型的敌我斗争逻辑。围绕正主而形成的粉丝部落,内部的无政府状态,逐渐向威权政治的模式靠拢。

当粉丝把偶像称为正主,其狂热就可用正主崇拜来形容。“正主”话语所包含的对权力的细腻的体认,对自身位置的清醒的认识,类似于前革命时代的无意识,让我不惮于把它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青年运动相提并论。


我们当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阴晴不定的疫情潮海中,对突然窜出来的一股无定向的洋流,目瞪口呆。2月末,国内某顶流小生的部分粉丝,因不满“正主”在同人小说中被“丑化”,向有关当局举报,短时间内攻陷AO3网站。听上去,好像某种政治幽灵的回归?不过,这种历史的重复的体验感,迅速被不满“群众”、路人和耽美拥众的集体抵制所填充。


这件事的后续,仍没有完结。粉丝的统一闭麦,也抵不过舆论发酵的汹涌。作为旁观者,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例如,正主崇拜,有多少可以归属于,或纳入中国独特的政治神学现象?粉丝举报的行动,如果(已经)向海外延伸(肖战作为LGBT禁忌的受害者形象,似乎开始在推特世界里流传),它将终止于何处?

粉丝与偶像的共生关系,助推情感经济的循环生产,这原本是非政治性的视野。但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却是政治化的,是最典型的敌我斗争逻辑。围绕正主而形成的粉丝部落,内部的无政府状态,逐渐向威权政治的模式靠拢。他们作为整体,偶然受到象征界里的威权-大他者的正面背书(比如,去年暑假集体“出征”,在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刷屏)。不过,这种组织化的有序,在整体环境的熵减状态的映衬下,通常有些不那么和谐的文化自治领(Dominion)的色彩。

这种文化自治,从本体上说是个人主义的,这让它更加独立于威权-大他者,同时又以一种独有的形式,寄居在后者的危机管控体系中,并满足其“稳定”的目的。求助于举报,每个粉丝部落(正主本身不参与,但大多知情)完成了对其他部落的排斥,甚至跨出圈外,实现对其他文化形态的象征性屠戮(比如刚刚发生的AO3网站被封锁事件)阿伦特笔下,举报属于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在国内互联网的(亚)文化发展过程中,它却被例常化了,成为一种网络治理手段。它更渗入到每个成员活生生的言说和仪式中,自我凸显为人际或群际交往的普遍现象之一。

这种小学生都能随意采取的举报手段,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是破解粉丝文化的第一重谜题。


▌举报,与正主崇拜

商业社会里,一个商标要在竞争中获得成功,不止取决于宣推、制造噱头,还取决于它被大众认可的程度。但现在所谓的正主,多以流量明星的形象出现,社会在整体上的相对不接受,倒推着粉丝社群的闭合生长。他们清洗言语,对正主商标进行全方位消毒。群际互动中的控评、反黑和举报,便是有效的信息内部管理机制。

举报,为了“维护权益”。举报,可以“维持稳定”。这是一组立场相反却对称契合的逻辑。粉丝一言不合开撕,还可以一言不合,随时向社媒后台,或者当局部门提交举报申请。不管是路人,还是黑粉或经纪公司,或电视台等媒体,对被崇拜的正主的哪怕一丝丝的非正面评价,或不公平对待,都可能驱动他们愤而举报。

一些举报的理由冠冕堂皇,以公共之名的,更不在少数。不过,拿出手的写在互联网治理的纸面上的正当理由,同维护正主商标的独特财货的不可侵犯之间,产生了内爆。面对粉丝举报,社媒或有关机构的受理,又通常使它们有效。治理模式的结构性缺失,带入了举报的正式规则,因而消除了所有行为的边界感。把内爆植入后现代性理论框架的鲍德里亚估计没有预料到,虚拟空间的集体行动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实,将不断蔓延的内爆,单一地投射到剩余快感的私人追逐上。

若正主成了粉丝追逐剩余快感路上的来源(或可理解为小他者),那么,它将逆反地成为粉丝之为粉丝的原因。它能引起欲望,建立与正主共生的情感关联。它同时也近似为一种可以接近却无法到达的虚无,它取消的想象性要素,证明了粉丝之为粉丝所欲的剩余快感的落空(比如,有粉丝被正主点名,或享受拥抱等特殊对待,可能被其他粉丝孤立)。对落空的恐惧,显现为排斥。排斥的结果,就是产生较高程度的负外部性。可包括举报在内的情感“劳动”,非但没有让粉丝承担任何行动成本,反而抬高他们对实现韦伯所说的自我求证,即欲望的报偿的期待。

这种解读角度至关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的言语和仪式,对粉丝崇拜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不过,我们仍需要用政治经济的术语,转述一下刚才征引的拉康—齐泽克的学说,来说明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保障了这种欲望的矩阵的循环运动。或许,我们能借此理解国内粉丝文化的独特性。


▌欲望经济学:相互置换的女权和消费主权

粉丝的正主崇拜,大体具备如下几条标准——个人奉献和情感劳动、规范性的确立和基于情感忠诚而建立的共同体。在一个已被拔去宗教渊源的现代国家里,它的存在,好像阿基琉斯之踵一样刺目。威权-大他者的政治仪式,一定程度上被粉丝化解为文化戏剧,也只能望洋兴叹。粉丝文化的发芽、开花和嫁接,几乎完全植根于改开后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形成的条件。

中国的粉丝社区,是被烙上技术痕迹的,它应当追溯到2003年11月上线运行的百度贴吧。这是国内粉丝(以女性为主体)最早聚集的虚拟社群。改开前,女性响应“国家女权主义”的号召,自主地扮演“无名化与去女性化的国家英雄”角色。1980年代以来,她们被消费主义,日渐塑造成女性消费者,或女性公民。国家、大众媒体或商业广告,相互打配合,促成了这种以流行的自我赋权说为核心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还有外部的文娱环境。紧随1960年代日本杰尼斯的文化商品策略(此处也需要提及一种流行已久的阴谋论,它认为日韩娱乐圈和美中央情报局里应外合,共同操弄本国文化的颜色革命),韩国娱乐企业在1990年代也有意栽培各类K-pop男子组合,实施的市场战略就是将年轻女性作为目标受众。这些男子组合,从里到外背离了社会主义父权制度下男性形象的基本设定。他们的妆容和外形,显得毫无进攻性,因而,粉丝欲望的生成,首先被焊接在正主(男性)与粉丝(女性)之间反传统的拜占庭式的关系上。消费主权与女权的相互置换,催生出一种不可估量的接近于欲望经济的状态。

还要充分意识到,韩国流行文化的“新鲜大胆”、政治无害,以及最重要的文化相似性,在“共同的亚洲价值观”,与“长达十年的中韩友好关系”的地缘政治的杂糅下,导致第一波正主崇拜的剩余快感,来源于被偶像化的韩国欧巴与粉丝间的状态,它维系着女性作为消费主体的事实。十几年前,韩国艺人的粉丝社群,无论从发帖数量还是注册用户来看,最能代表欲望经济体的社会形态。

受崇拜的正主,小他者作为粉丝的欲望-成因,终让后者见证了剩余快感的不可能性。依齐泽克的洞察,主体于是只能愈发地依赖于资本体系。不过,还得补充一句,从一开始,在被欲望的矩阵包围着的小他者身上,权威-大他者可以看到被分解了的更像粉丝的粉丝形象:文化国家的背叛者、父权制男性的反抗者,与低俗文本的生产者。这一点,也让威权-大他者真切地感知到象征化(同一性)的败局。


▌偏执分裂:并未消失的幽灵

当粉丝把偶像称为正主,其狂热就可用正主崇拜来形容。“正主”话语所包含的对权力的细腻的体认,对自身位置的清醒的认识,类似于前革命时代的无意识,让我不惮于把它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青年运动相提并论。我提醒自己,在上述的政治经济分析之外,仍需要从历史的源流中,寻找当代青少年最有存在感的文化形态的独特性。精神分析的角度,让我察觉到50/60后,同90/00后在同样的年龄阶段上,心理结构和动机上的某种趋同。

一种近乎于有限经济的稀缺情形,让无论是重积累的计划经济时代的青年,还是高度同一的全球化时期的粉丝,必须面对小他者(剩余快感)与分子水平的拥众,信仰/消费的可接近性和精神物化的藏私之间的持续对抗。个人崇拜,或正主崇拜,是在这种相对混乱的格局,和由焦虑、担心、害怕主导的氛围中,形成的忠诚模式。人格化的情感效力,依赖的不是祛魅,而是鲍曼所说的复魅(re-enchantment)的过程。看起来很牢靠的关联,或崇拜所提供的团结,却以近乎偏执的同一的言语或仪式来支撑,不容许任何异见的玷污,一旦遭遇质疑,就会强烈抵触。

所以,每当我亲眼目睹粉丝言语—行动的威力——特别是相关机构的默许扩张了这种威力,都能感受到曾经年轻的父辈,在全国各地搞串连和斗私批修的能量,始终在场,从未消退。这种思考方式,可能招致风险,可它没有合法化任何人曾经遭遇的苦难,而是希望精准地将两个不同的时代症候,廓清并且对接。对接的粘合物,可以概括为偏执分裂(schizophrenia)的心理状态。很明显,它不止于临床心理学的个案分析。

不同的是,上个世纪的个人崇拜中,威权-大他者与小他者是同一,重合的,这意味着,可欲的剩余状态在量上趋于无穷大,而个体实现的可能性趋近于零。所以,每个人对待小他者,永远只能保持仰视,和敬畏的姿态。粉丝对待正主,情况刚好相反,它更多源于被符号化的自家人的情感。由上至下的关照,让被呵护或被怜惜的小他者,安全地游离在威权-大他者的边界,更让剩余状态的实现(尽管依然无法实现),切实可期。

在此意义上,粉丝文化,看来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过,不能以解决遗留问题的传统方式截断、导流或改造、收编它。如果有,那才是实在令人遗憾、甚至羞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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